逃港，或大逃港，是指從二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隨著國民政府逐漸失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人民大量逃難、偷渡至英屬香港的戰後難民潮，從1945年持續至198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後減少，至九七主權移交之後才消失。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逃亡，國際上有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是共产主义地區人民逃往資本主義地區「投奔自由」的世界史中之一部份的评价，其中複雜難解之處，反映出冷戰與兩個「中國」政治角力之衝突——時國民政府遷台後會將中國大陸則被稱為「匪區」、「鐵幕」，即被中共佔領的區域，並將處其中的中國國民稱為難胞。當時西方及東南亞國家對難民採取保守政策，東南亞地區局勢亦不穩，令大量內地難民、人才和資金轉而湧入香港。據信以冷戰初時期說，香港實際容留中國難民人數較西德難民營收容之東德難民更多，時中華民國政府負擔更甚於匈牙利難民問題，而受法理限制等有關難民相較當時西歐等地未能在國際層面獲得更多救濟。聯合國後來發表考察報告雖然稱香港的中國難民為「實際上的難民」（de facto refugees），但又強調有關問題的爭論焦點和原因，其模棱兩可的態度令援助被拖延。
難民潮為香港帶來龐大的人口壓力，儘管在數十年時間裡外界懷疑（有時甚至證實）離開共產中國的民眾有在中國大陸遭受過迫害，但這些人很少真正被視為難民而獲得相應援助。 冷戰期間在國際上有保持對他們潛在難民身分的長期沉默，諸國也有所默認抵制對他們採取闡明援助和保護政策，同時歷史記錄中還存在著學者們在這段時期處理重大史學問題的方式所造成的空白。而以當時民間救助作為主力，諸多在港傳教士積極參與公益服務社會所需，並且向外界呼籲更多對難民的支援，從而推進一項原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道主義議程。議程最初與殖民政府阻止人們在殖民地定居的目標背道而馳，不過英國香港政府自1953年起為此投放大量資源，在房屋、食物及食水供應、教育、社會衝突等傾注資源加以處理，如建立徙置大廈。從1950年代初期較不積極處理至1950年代後期意識到難民會長居香港推行大量相應措施，香港輕工業如製造業、紡織業等亦同步開始發展，逃港難民作為之後香港勞動力和商品市場消費者的基礎，為戰後香港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隨著1960年代港英政府加大對當地居民社會福利服務的投入，標誌該人道救助議程實現制度化。
而北京政府拒絕承認香港存在中國難民問題，更曾要求聯合國和各國停止「中國難民援助」，宣稱那只是顛覆共產主義政權的陰謀。始終堅決反對中華民國試圖讓聯合國介入香港事務。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稱偷渡潮，共出现四次大规模逃港，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三面红旗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三年大饑荒，自1961年开始，至後1962年；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政策。
簡介
苍蝇、蚊子、沙井蚝。
十屋九空逃香港，
家里只剩老和小。
人口來源
逃港者以最临近香港的廣東人為壓倒性多數，其次來自福建和四川（包括今重慶），後者比較多用合法途徑。而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前後之移民以江浙（包括上海人）、山東、河南和天津為主。
由廣東省偷渡來港者超過二百萬，不少經香港移居東南亞或偷渡到歐美國家，按地區而言，最多是惠陽地區（包括今惠州市、深圳市、東莞市、河源市等）、潮汕、佛山地區，江門五邑地區以及廣州，其次亦有數十萬北方人以及華中人經上海偷渡到香港，少部份直接偷渡到香港，例如倪匡由內蒙古經上海偷渡到香港，李摩西以及李鵬飛亦從上海偷渡到香港，其餘南方各省亦有零散數萬人經廣州偷渡到香港，總和亦有數十萬，而南方人大多經廣州、中山偷渡香港，北方人大多經上海及杭州偷渡到香港，所以現今香港人包括各省籍人。逃港而又成功者以男性較多，但亦有女性。逃港者多為農民，亦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
原因
逃港分为多个阶段，其中有因为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而任由逃离，但更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饥荒、阶级斗争等压迫。
逃港者以年輕人為主，大多因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認為香港遍地黃金（如電影《打蛇》的鑽石山的謠傳和《我的大嚿父母》之角色定位「拋妻別子偷渡去香港尋金覓財的康伯」）、嚮往香港生活等原因而逃港，逃港者亦有其他年齡層的人，因為被批鬥、饑荒、希望賺取金錢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等原因到港，而年輕人則因為生活經驗較淺，大多不是親屬被批鬥而是希望賺取更多的金錢而到港。
兇險過程
大量人在偷渡過程中被鯊魚咬死、游泳氣力不足淹死、跳火車時摔死、在偷渡過程中與解放军以及英國啹喀兵、華人兵糾纏中互有死傷、根據電影《打蛇》的資料搜集，不少人還遭被称为「打蛇人」的香港黑社會掳掠后強姦、斬殺，最後大約200萬至250萬成功越過邊防線偷渡至香港市區，祇計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軍南下」，短短一個月便南逃十五萬人，著名事件包括華山救親。
華山救親
1962年5月14日，由於逃港人數太多，香港政府決定放棄「安置難民」，開始「即捕即遣」湧入之難民。約三萬逃港者集結在香港上水華山，疲憊飢餓，在山中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之親人接下山。
5月15日，金庸旗下《明報》發表了首篇社評：「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報報館一度成為救援物資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宗教團體、鄉親組織、新聞媒體發起了「援助有困難的人民」行動，前後共有十幾萬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華山。市民用各種方法保護華山上之親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區。
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下，警察將一批批越境者強行拖上卡車，送到石湖墟收容營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營後，免費給予兩餐豐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車由羅湖橋送返大陸。當夜有市民守在營外，據報載：「滯留（在營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眾。」「他們當晚就在露天臥睡。」市內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熄燈閉門，以示同情。
翌日，上萬市民手持餅乾、麵包、糧袋，當卡車長龍駛出營門，公路兩旁糧袋齊飛、淚雨傾盆。突然，成百人衝出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車隊，許多越境者紛紛跳車逃跑。
據事後估計，前後共有約過半華山越境者，在市民幫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後得以進入市區。
背景及歷史
在二戰後初期，港英政府並沒有對中國大陸居民入境香港有太多限制，至1948年後戰局變化和大陸形勢動盪不安，據統計兩年間湧入香港的難民數量超過40萬人，給香港社會帶來巨大壓力。 港英政府在1949年實行入境配額制度，加強了對大陸難民入境的管制，時港督葛量洪回憶道：「我們在1950年五月才開始限制內地人來到香港，這樣做並非為了防止共產黨滲透，而是難民實在太多了。」
1940年代末期來到香港的難民主要由來自上海和南京一帶的資本家、官員、文人等構成， 這些難民對1950年代及以後香港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當時以上海在內長三角地區的難民逃港所帶去財富，佔當時香港社會總財富的1/2以上，而這些急速湧入的人流和財富，讓當地華資迅速崛起，在經濟上漸漸形成與外資能分庭抗禮的力量。
而此時到來的作家以及抗戰時期來到香港的作家通常被稱為南來文人，他們創辦了許多民間文化組織與學校，對於香港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並讓難民文學在香港開始興起，這群知識人士也對1950年代香港中文教育的推廣意義深遠。
到19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逐步取得中国大陸的控制權，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中華民國政府相關的軍政人員，以及資本家、地主、富农等，繼續大規模南下到英屬香港。根據大陸官方檔案顯示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四次大規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數就達56萬人。由於人數眾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並暫置國軍家眷於調景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應抗美援朝，及為了清除國民黨餘黨的需要，並沒有封鎖邊境，任由他們離開中國大陆，直到1953年韓戰結束後才開始收緊边境。而同時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國大陸發動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大量仍留在大陸的資本家、地主、富農、以至於國民黨中抗日人士被清算並受到批鬥迫害，導致一些人在邊境封鎖後通過各種方式逃離大陸，揭開了逃港序幕。
1950年代初期，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建立不久，政局未穩、經濟活動疲弱、民生凋敝；再加上政治運動四起，大躍進運動導致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田地顆粒無收，四五月份又青黃不接，大陸居民苦不堪言，迫切盼望逃出飢餓和高壓的生活。
1957年，反右運動开始，大量知識份子、異見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發第一次大規模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逃亡潮。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陸公民第一次大規模通過寶安縣（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歷時3個月遭到鎮壓而平息。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引發了大饑荒，許多廣東農民為了生存，紛紛外逃，廣東地方政府起初對此默許，直至伊塔事件发生後政策才收緊。此後的逃港活動基本是非法經濟移民以及家庭團聚。
1962年4月26日，在寶安縣，大陸從惠陽、東莞、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來的公民結成長隊伍，扶老攜幼，牽兒帶女，大量湧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達到4,000人，參與逃亡人數8,000人，但是，51,395個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中國大陸公民被迫遣返。1962年4月29日，寶安縣公安局的14人假扮外流群眾，混入逃亡人群，進行研究和考察，得知發起逃亡運動的主要是19歲到40歲的青壯年，尤其是大學生。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來勢洶洶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驚，於是將抓捕的逃亡者全部遣送回寶安。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作出指示：「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中共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1962年5月22日，廣東省的一萬余官兵開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1962年6月1日，發生大規模逃港的廣州東站事件。1962年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
1979年，深圳剛剛建市，香港即將在1980年實施即捕即解。因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大規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數共計十萬餘人，逃亡成功人數4萬餘人。根據中國大陆官方資料，只計1979年廣州的逃港失敗而被捕入獄者已達5萬，全省（尤以珠三角為主）達30萬。
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取消抵壘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達成協議，設立新移民配額制度，藉此遏止當時不斷湧至香港的非法移民。但審核及批准新移民來港的權力卻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手裡。由於申請人數多、 審批時間長，故不少人繼續偷渡來港，並因為分享香港福利服務而引起已生根港人對新移民的偏見及誤解。
逃港路徑
逃港分為陸路和水路兩種途徑。
陸路按路線分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
- 深圳以西逃港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較高。
- 中線的逃港者大多持有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乘坐火車、汽車進入深圳，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但邊界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嚴。
- 東線多為深圳以北及以東縣市，即惠陽地區，梅縣地區及汕頭地區來的逃港者，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攀越梧桐山進入英界；或從鹽田、大鵬和南澳一帶游過大鵬灣。由於灣內有很多鯊魚，逃港者极容易被鯊魚咬死。
水路則是由廣東沿海地區乘漁船進入香港水域登陸。著名音樂家，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就是1967年乘船由水路逃往香港。珠三角西部的難民多先以澳門作中轉，再利用快艇或漁船進入香港。
當時寶安縣全部屬於邊境禁區，沒有特別證明文件將受拘捕并送交樟木頭看守所遣送回鄉。即使有合法文件，陌生人仍要被搜身，一旦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膠吹氣枕頭，單車輪胎內膽或乾糧等，立刻遣送收容所。
逃港者離開惠州或東莞進入寶安縣，就要晝伏夜出，避開民兵村民檢查，徒步潛入深圳。從惠州步行到深圳需時十夜，行途非常艱苦，大部分人未抵深圳已被民兵抓捕。到達深圳後接近邊防軍駐守的邊境區更不容易。
更有資料顯示，逃港者冒著極大生命安全風險，如水路（大鵬灣一帶）常有鯊魚出沒、或會受到邊防士兵開槍射殺。
而逃亡失敗或者被遣返之中国内地居民，在被遣送回乡之後则会被視為「階級敵人」，在批鬥會上進行批判和毆打，並會被「勞改」（監禁和勞動刑罰）。
各方反應
當時來說在1971年前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政府，而中華民國則聲稱所有難民都是其公民，在法理上可意味著難民實際上不屬於當時通常認定的難民範疇，另外當時英國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政府。因此，就香港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而言，這些難民無法尋求其本國政府的保護。而世界各國政府仍將他們視為難民，並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提供援助。鑑於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而香港政府則出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更傾向於將他們歸類為經濟移民，導致在應當時對相關問題時存在一定分歧矛盾。聯合國將1959年定為世界難民年則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蔑視，認為這是冷戰中爭奪世界輿論和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密切關注著國際社會為擴大聯合國難民署在亞洲的職能範圍所做的一切努力，而事實證明這些努力的焦點集中在香港難民問題以及十年末日益嚴重的西藏難民問題上。
英屬香港
鑑於國共政治對抗等隨著難民湧入而在香港發展，英屬香港政府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在香港救濟難民有所顧忌，初始時認為難民湧入香港造成房荒問題嚴重，令香港貧民與難民「混為一體，均受其害」，秉持行政治理應當不加區別在港居民的背景身份而達成社會福利公平，而成為事實主要負擔協助中國難民及使他們融入在該地的經濟及社會生活。當時相信解決難民問題是與許多本地問題有牽連，永久辦法需為本地擴充工業及增加就業機會，協助難民自力更生， 另港督葛量洪道「維持及照料難民的責任並非全是香港的責任，它是整個自由世界的責任」 ，而英國政府是強調由其當局全權處理一切對港難民捐助，反對在香港設立國際救濟機構介入。聯合國框架下各國商議達成而對香港中國難民撥付的專款，也便多半交付英屬香港政府。
1960年代由於逃港者數量趨向增多，港英政府曾實施「即捕即遣」政策，但由於遭到當時港人社會普遍反對，到1974年港英政府改為「抵壘政策」。
中華民國台灣對難民的舉措
中華民國遷台後，國民政府將香港視為反攻大陸的戰略要地，因此也有許多國民黨方面的軍人和特務潛入香港，暗地裡組織反共活動。台灣方面為了做軍事上的準備，積極對外宣稱，大陸的難民可以通過香港中轉進入台灣，以吸收可以擴充軍隊的有生力量。但是國民黨方面將香港的調景嶺作為反共活動據點，讓許多來自大陸的親國民黨人士在此聚集開展宣傳活動，並且台灣方面由於經濟、政治、人口等原因大幅減少接受難民數量，因此許多準備去往台灣的難民被迫長久地移居香港。
另外在聯合國大會決議變更中國代表權錢，中華民國政府也積極在聯合國層面遊說各國及難民署採取舉措，協助難民。雖然在美國支援下成立的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也集中努力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安置移民，然而在中華民國台灣當時鑑於實際在台灣管治壓力，並不樂意接收數十萬新移民，而同時大多數難民並非國民黨成員，當局認為接收會存在安全隱患。 不過當局還是會不定時根據嚴格政治審查，經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運事先獲審查通過的難民由香港至台灣，而整個難民人數與時機皆由台北方面嚴密監控。
大躍進後，1962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72次會議中，由國民黨負責「大陸工作」的中央第二組提出「策動海內外黨的力量支援大陸工作檢討案」，將此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併入檢討案提交中常會討論。此檢討案在工作檢討會分組檢討時，曾邀國家安全局、外交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有關單位之國民黨籍負責人共同參加討論。而這些討論結果，就是第二組提出的這份檢討案。時兼任行政院長（下稱行政院長）的國民黨副總裁陳誠指示關於「大陸逃港難胞」，只要「政治思想無問題者，應盡量核准來臺」，之後會議決議檢討案原則通過。到5月18日，陳誠與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研商，由政府先行撥出糧食一千噸，捐贈給香港政府，作為難民緊急救助之用。此外，在行政院下成立「大陸逃港難胞專案小組」，由陳誠親自主持，小組成員包括內政部長連震東、外交部長沈昌煥、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周書楷、救總理事長谷正綱及其他有關機關首長等；來臺安置之難民，其所需經費，由國庫墊撥。到5月22日，專案小組又決定處理辦法四點，其中洽商接運來臺難民事宜，由救總派負責人到香港與香港政府洽商；難民來臺的臨時收容處所，由內政部、臺灣省政府及救總派員至高雄市，準備臨時收容處所，長期收容處所則由內政部、經濟部、省政府、農復會、救總會同派人至臺灣東部及南部勘察長期性的安置地點。5月24日，行政院召開第765次行政院會議時，陳誠行政院長報告上述工作經過，該次行政院會議認證相關辦法要點，決策應由各主管機關迅速照辦。到8月4日國民黨第388次中常會，國民黨中央秘書處轉達長谷正綱呈「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運新近由大陸逃抵港澳難胞來臺安置工作報告」，報請會議鑒核，谷正綱並在會上作補充說明，陳誠在會上認為，大規模集體接運難民來臺工作暫時告一段落，等將來有新的需要時再予恢復，而個別難民來臺「可照正常手續辦理。技術上希再予研究。又原報告所提其他問題，可併交行政院『救濟大陸逃港難胞專案小組』再加研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常稱逃港難民為偷渡者、外逃者、普通移民，認為不少人只是前往香港工作、探親、學習、定居，是進行正常的交流，而且經常強調歡迎他們返回內地，並否定存在中國難民問題。
1950年5月港英政府開始實施配額制度限制包括臺灣在內的非廣東地區進入香港。由於中共政權不承認清政府和英政府的三個割讓與租借條約，堅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港英政府的限制措施引貣中共政權的抗議，認為港英政府無權限制中國居民進入香港，雙方經過協商達成協議「配額制度」 （quota system）：中共有權決定中國居民進入香港數量，並且審查和批准有關申請，港英政府必頇接收持有中共簽發的通行證的中國居民進入香港定居，為單行證制度由來。
1956年，隨著援助香港難民的呼聲日益高漲，以及聯合國各機構開始援助逃離匈牙利的反共難民，當局對有關國際救援的不滿情緒達到了臨界點。當年北京當局促成中國人民救濟協會接管國際難民組織上海辦事處。當國際難民組織最終停止在中國大陸的運作後，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鄭寶安提議，將國際難民組織剩餘的資金用於援助香港的中國難民移居台灣，但是辦事處關閉時剩餘的資金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扣留，理由是國際難民組織仍欠中國款項，指控國民政府最初承諾付予的資金是非法挪用自中國人民。
1959年聯合國世界難民年期間開展郵票募捐活動時，中國共產黨當局製定政策退回所有使用世界難民年郵票或提及難民的信件，更如那些特別提及藏族難民的信件。據1959年10月美國報告，在珠江搭乘巡邏船的共產黨人員，會向任何試圖逃亡香港或澳門的人開槍。
封關後政策
廣東大量民眾偷渡外逃，引起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極大關注。其中中共廣東省委於1979年4月中旬，就召開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緊急會議，着重研究部署具體的應對措施。國務院、中央軍委後於同年6月14日發出《關於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而在6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堅決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聲明出境人士都必須經當局批准、憑證在指定口岸離境或進入邊境地區。而偷渡外逃者就要接受收容、教育或遣送等。而為迅速遏制民眾外逃，廣東更在深圳、珠海邊境沿線組織民兵與邊防部隊，開展堵截。在臨近港澳和偷渡嚴重的惠陽、惠東、東莞、海豐、中山、斗門、順德、番禺、台山等縣，增設臨時民兵哨所，以加強巡邏堵截。在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則集中船艇加強海上巡邏，嚴格檢查來往船只。
宣傳
當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曾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如此描述：
-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 香港黑社會橫行；
- 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
- 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由於香港在1997年前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如大躍進、上山下鄉及文化大革命影響不到香港，香港又處於經濟騰飛時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實上比中國大陸高出了許多。
美國
政府方面出於美蘇冷戰而對逃港難民有所關注，但相對於美國官方在歐洲協助逃出鐵幕國家難民的計畫，對逃到香港的一般中國難民卻較不重視。美國當時有所認為英國應對在香港難民的救濟負上最大責任，因此其援助不如台灣方面積極。另當時其有意通過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對在港知識分子施以援手，希望他們能在文化戰線對抗共產主義。例如雅禮協會和亞洲基金會便資助了新亞書院的創立與發展。亞洲基金會和美國新聞處更支持了友聯出版社的成立和《中國學生周報》的出版。同時，為使流亡香港的知識分子能夠脫離貧困，使其才能得以發揮，美國國會議員周以德在1952年代創辦「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並在香港成立分會，作為中華民國-美國民間合作組織，為大陸難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提供生活物資，並且幫助他們前往西方國家。 且美國透過加大對香港居民的福利以及對香港的物資供應，拉開香港居民與大陸居民的生活差距，利用香港向大陸展示西方的優質生活方式。
到1953年通過難民救濟法案，於該法案範疇配2,000個名額給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中國人。由此產生遠東難民計畫（Far East Refugee Program）利用志願組織協助處理簽證申請人的申請資料和篩選工作。規模較小、資源也十分有限的援助中國知識分子難民協會也就此，經法案框架下與美國政府合作而為相關特定難民提供移民安排。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難民危機持續不斷，到1960年已成為聯合國的標誌性議題。國會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歐洲局勢上，時夏威夷州參議員鄺友良曾在公平份額難民法案辯論期間，提出修正案旨在為4500名中國難民增加簽證名額。他當時表示此舉有望扭轉「亞洲人不如歐洲人」的普遍誤解。儘管參議院採納這項修正案，但眾議院最終將其從法案中刪除。
至約翰·F·甘迺迪時期，當局於1962年5月再啟動香港假釋計劃（Hong Kong Parole Program），利用總檢察長的緊急決定權批准從中國逃到香港，在香港臨時營地定居的中國難民進入美國，計劃一直持續到1966年大約有15,000名中國難民獲准藉此進入美國。1965年《移民法》修正案也包含允許這些難民調整為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條款。
影響
在冷戰初期，香港是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進行最重要的人道活動的中心。諸多傳教士、本地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華人社團與當地華人居民和新來的移民攜手合作，直到1960年代，傳教士和教會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提供服務上，並且傳教士們還向他們所來自移民社區的本土教會發出呼籲，以獲得支持並激發人們對他們在香港的關懷和救助計畫的興趣。 在傳達需求的過程中，他們的呼籲無意間成為了一項進步改革議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西蘭全國基督教協進會（NCC）和加拿大基督教協進會（CCC）等組織開始將重新安置視為解決殖民地部分苦難的一種可能方案。
對香港
大量人口逃港為英屬香港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例如住房短缺，以及大圈幫的興起。逃港潮促使並強化了英屬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偷渡潮還影響了香港政策之執行，根據香港大學教授周永新所言，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區人口上樓（即入住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萬人口居住在木屋區，當中絕大多數都是1976年以後來港的逃港者，因為逃港者太多，香港土地漸趨短缺，需要通過市區填海以及港九以外興建香港新市鎮（今日的荃灣、屯門、元朗，以及1997年前興建的天水圍及將軍澳）政府通過十年建屋計劃所建設的房屋设法應付需求。香港偷渡潮對香港經濟有利有弊，逃港者便宜的勞動力以及冒險追求財富的精神亦為香港經濟帶來一定貢獻，部份更成為知名人士。但不少仍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如黑社會、犯罪、大量公屋、社區建設以及綜援支出等，許多逃港者最終成為了危害香港社會的罪犯，例如張子強等。
因為珠三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成為其中一個主要移民地方，由珠三角偷渡到港的人口亦包括各省籍人口，包括當年佔領廣州的山東兵等。逃港亦大大加重了廣東籍人口在香港人的比例，現今香港人口中的新移民有57%來自廣東（包括先聚居在珠三角的各省籍人），這些人口又大多來自親屬移民，佔總親屬移民的84%，香港的貧窮新移民人口幾乎全為逃港者大陸親屬，其他省籍的移民以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為主。因為逃港者在中国大陆經歷過批鬥、饑荒的日子，他們比沒有經歷過中共統治、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更討厭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人，不少有恐共、反共、厭共甚至仇共的心態，對中共及香港本地親共勢力充滿戒心和厭惡。故而不少香港人不接受香港主權移交，以及主張香港和中国大陆保持距離，并且很多都反對自由行和中港融合。不少中產在六四事件後到九七主權移交前亦大量移民外國，當時因為香港樓價高企，由香港移居外國的人口主要為投資移民，他們不少已經在1997年前售出樓宇，以投資移民外國。
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萬以每十年100萬的速度增長，為香港在1970年代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約500萬。成功逃港者，在香港生活也受到不同程度歧視，但1997年前之逃港者大部分均已融入香港社會。逃亡成功的大陸公民獲得了香港身份證，他們都成為了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對於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了巨大貢獻。1980年以後不少已取得香港身份證的逃港者將家人申請到香港，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55萬增長，逃港潮人口以及其後代成為香港現今人口的重要來源，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例如「獅子山下」精神。雖然逃港人口來自廣東各民系，香港政府推動廣州話作為香港的通用語，使原居民、此前來自中國各省的香港人大部份亦改以粵語廣州話溝通，因文化相近及種族單一，族群衝突如土客械鬥減少。逃港者亦有來自廣東的各個方言區，廣東的語言情況複雜，有多個民系多種語言，但來港以後亦改以廣州話溝通。而世界各地居於香港的非華裔多以英語作為第一語言。
而南來的知識分子除促進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發展，還涉獵香港政治，部分居港的中國民主社會黨人開始關注香港政治，其中隸屬民社黨革新派的孫寶剛自1950年代末即倡議推行憲政改革，在香港成立民主自治政府，並於1964年成立香港社會民主黨，對香港的各種社會民生事件發表意見，希望在香港宣揚社會民主主義。
對廣東省
廣東省因為與香港相距較近，許多试图逃港的居民都逃亡成功，造成了廣東省人口銳減，工廠停辦，城鎮居民減少。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廣州市視察時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習仲勳亦形容此事是「人民用腳投票」，將偷渡潮定性為經濟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加上中国内地政府亦不想让偷渡潮持續而令其體面受損，為了阻止廣東人民大量偷渡，決定讓廣東先富起來。最终，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及1980年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優先開放深圳、廣州以及珠三角。廣州及深圳从此成為中國大陆富有地區，人民生活質素大大提升，再加上香港在1980年實施即捕即解，不再值得冒九死一生之風險偷渡來港。偷渡人潮大量減少同時，亦使其他省份人口大量移居廣東，深圳最低工資亦是全大陆第一（2013年时達每月1600元），引來各省居民爭相到深圳工作。
主權移交後
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推動「中港融合」政策，大量香港新移民移居香港。廣東省公安廳每日有150名親屬移民配額，予新移民移居香港生活。不少人保留使用簡體字、自己的母語或普通話；與此同時，把持香港政府和部分商界勢力的建制派也擴大普通話和簡體字使用範圍，遂引致陸港矛盾加劇。[來源請求]
紀念
當年的逃港者現今已成為長者，不少都支持建造一座逃港遇難者紀念碑及開發當年逃港者上岸之流浮山為景點，以免後世忘記當年歷史。
當年逃港潮中不少廣東人偷渡到香港，其實目的在于以香港為中轉站偷渡到美國，如美國舊金山著名的原電視台主持人汪倫以及關惠群。汪倫組織了現居舊金山、夏威夷等地的華人，現正計劃籌辦一個逃港者網站，以及給提供《大逃港》作者一些美國華人逃港者的資料，以寫大逃港的劇本。一些居住在新澤西州的逃港知識青年則在拉法葉鎮恆福墓陵園樹立了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以紀念176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逃港途中罹難的知識青年。
逃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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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饥荒导致云南边境居民偷渡到缅甸加入军阀部队谋生，在延边朝鲜族边民偷渡到北韓。1962年发生伊塔事件，大量新疆人偷渡苏联。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人士發起黃雀行動，秘密將民運人士營救至香港。北韓人通過各種方法偷渡和移居南韓（或其他地方），他們又被稱為「脫北者」。
注释
- TVB《大逃港》的逃港者妻子和鳳凰衛視逃港者張宇德的妻子亦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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