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条约和协议在中國天津老城东南方向海河两岸相继设立的租借地，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因先后有9個国家在天津划定租界，因此又称九国租界。

天津租界
天津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路口
地理位置
所在國家	中國 （清朝 → 中華民國）
所在地區	天津
位置	天津老城的东南方向海河沿岸
信息摘要
出租方	清朝 → 中華民國
租借方	英国  法國  美国  德意志帝國  義大利王國  俄罗斯帝国  大日本帝国  奥匈帝国  比利时
首次租借	英国
首租時間	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
停租時間	1945年12月（英租界、法租界）

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相對的，天津也是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3年1月9日中方自日本收回租界，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亦分别与中華民國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廢除了自清朝以來各種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廢除後，中國司法權才完全獨立，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定1月11日為「司法節」。1945年，中华民国國民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后两个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而天津英租界是九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长的租界，租借期間长达85年。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西洋文化的涌入和租界建筑的建设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城市风貌，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天津租界不仅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的交汇载体，也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为繁华的“徽辅首邑”，见证了天津的近代繁荣与辉煌。许多具有各国风格的租界建筑在中国接收后得以保存，使天津老城部分区域至今仍保留着百年前的独特风貌。

各国租界概况

英租界（1860年－1945年）

英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0年至1945年，是九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长、最为繁荣的租界。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正式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随后租界不断扩展：东临海河，北至宝土徒道（今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延伸至佟楼。

1897年3月31日，英租界向西扩展至墙子河，新增面积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租界的南扩充部分。1903年1月14日，英租界再次向墙子河以西扩展3,928亩，形成称为“推广界”的区域。

天津英租界在近代天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东部沿海河的维多利亚道形成著名的金融街，汇聚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及金城银行等中外主要银行，同时有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等洋行入驻。推广界的西部区域在20世纪初发展为天津最大的高级住宅区，现今被统称为“五大道”。民国初期，大批前清遗老及下野政客定居于英租界及其他租界，使天津租界成为政商名流的聚居地。

美租界（1860年－1902年）

美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0年至1902年。1860年，美国在英租界南侧相邻区域设立租界。然而，美租界划定不久后，美国国内爆发了南北战争，导致租界未能获得政府批准，也未得到有效管理。

1880年，美国领事提出在日后有权恢复行政管理的前提下，将租界归还，并由津海关道代管。对此，津海关道郑藻如回复称，美国应就放弃租界后如何管理与津海关道进行磋商，以便日后重新接管租界时避免纠纷。此次磋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美租界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德国人开始在此聚居。津海关道曾建议由德国接管美租界，但遭美国领事抗议而作罢。

1896年，美国再次声明放弃租界管理权。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美国再次声明放弃天津美租界，并希望成立公共租界。1902年，美租界私自将租界有条件转让给英租界，并与之合并。1902年10月23日，津海关道黄花农发布布告，正式承认美租界归入英租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也将此日期作为合并美租界的正式日子。由于美国对美租界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时间极为短暂，因此在合并前，这一租界几乎鲜为人知。

法租界（1861年－1945年）

法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61年至1943年，實質交還則為1945年自新政府收回。1861年6月2日，法蘭西第二帝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位置位于英租界北侧，面积为439亩。开辟初期，天津法租界发展较为缓慢，租界内几乎没有法国机构，仅有一座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宗教建筑——合众会堂。法国在天津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三岔河口的望海楼天主堂，连驻天津的法国领事馆也设在临近的宫北大街。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侨民纷纷迁入租界，推动了天津英租界的开发与经营。由于法蘭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受挫，天津法租界在开辟早期的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缓慢。

进入1880年代，天津法租界开始进行系统的市政建设。到20世纪初，海河航道的疏浚挖出的泥沙用于填平租界西部新拓展区的沼泽地，北方传教的天主教各大修会账房以及英、法、比利时等国房地产公司陆续在租界内兴建房屋以出租，带动了租界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天津老城遭受兵变破坏，大量商户迁入租界，使法租界迅速繁荣，逐渐取代老城，成为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并在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交叉口先后建成天津劝业场等商业设施。

德租界（1895年－1917年）

德国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95年至1917年。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柯向清廷总理衙门呈递照会，以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迫日还辽”有功为由，向清政府请求设立租界，并要求享有与英、法等国同等的特殊待遇。清政府授意津海关道盛宣怀与驻津德国领事协商划定租界的具体事宜。同年10月30日，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道李岷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划定德租界范围：东临海河，北接原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界小刘庄，总面积为1,034亩。

由于德租界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租界内的大部分建筑已不复存在。

日租界（1898年－1943年）

日本租界在天津的存在时间为1898年至1943年，但由於中日戰爭，當時實際上是交還給汪精衛政權。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位于老天津老城东南，但最初并未立即开发。1903年，日租界正式成立并进行了扩展，总面积达到2,150亩。其范围东临海河，东南沿秋山道（今锦州道）与法租界相接，南抵墙子河（现南京路），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旭街（今和平路）两侧至福岛街（现多伦道）折向西。

日租界所在地区原为天津城东南的一片沼泽地，位于华界与英、法租界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但开发难度较大。因此，在1860年代英法开辟租界时，这一区域并未被选择。1903年以后，日租界进行了大规模填筑工程。由于其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不久便发展成为天津的重要娱乐与商业区。此外，日租界当局对吸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使毒品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因此当时租界内烟馆和妓院较多，这一现象曾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俄租界（1900年－1924年）

俄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0年至1924年。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河间道张莲芬、直隶后补道钱鑅与俄国驻津领事珀珮于同年12月30日签订了《天津租界条款》，正式划定俄租界。俄罗斯帝国划定租界时占据老龙头火车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后来英俄两国在俄国首都彼得堡谈判，在德美两国居间调停下达成共识，俄国老龙头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大道归还中国，因此俄国租界分成东西两块地区。俄租界西区位于海河北岸，西南毗邻意租界，东至车站西侧，北至津山铁路；东区从海河转弯处向南，西临海河与英、法和德租界隔海河遥对，东至津山铁路，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经路）。东西两区共占地5,971亩，面积超过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居天津各国租界之首。天津俄租界在当时是南方各省所产茶砖的集散地和被其他外国人用于建货栈和储油罐的地点。

意租界（1902年－1943年）

意大利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45年。1902年6月7日，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了意国租界的范围。天津意租界南临海河，北到津山铁路紧邻老龙头火车站，介于奥租界与俄租界之间，与市中心的法租界和日租界隔河相望，面积771亩。天津意租界是意大利王國在境外兩處租界中的其中一處（另一個在上海公共租界內），亦是亚洲唯一一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梁启超、曹禺等曾寓居于意租界内。1918年協約國干涉俄國內戰時作為協約一員的意大利軍隊是以天津意租界作總部。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個月前的1927年6月，原奧租界地區併入天津意租界。1937年平津戰役時有大量中國難民及有錢人逃入天津意租界避難，因為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日軍沒有佔天津意租界、對待意租界也比較友好。因為日軍佔領天津地區後因為大量難民擁入外國天津租界，包括意租界，再加上意大利是日本盟友的身份，比起英法兩國更加自由地運輸，所以在1939年天津意租界得到前所未有的繁榮。

奥租界（1902年－1917年）

奥匈帝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17年，是天津九国租界中和德國一樣，是存在时间最短的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德国军队占领了天津城东海河东浮桥对岸的一片市区，德国部队调防北京时，改由奥匈帝国军队驻守。当俄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陆续在天津开辟租界后，奥匈帝国也要求援例设立专管租界，得到清政府的允许。1902年，津海关道唐绍仪与与奥匈帝国驻天津署理领事贝瑙尔订立了《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集团。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正式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同日，中国军警进驻奥租界。9月1日，北洋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奥匈帝国在华租界。奧匈帝國在一戰戰败解體，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其中第116条确认了中国收回奥租界的正当权益。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個月前的1927年6月，原奧租界地區併入天津意租界。

比租界（1902年－1931年）

比利时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至1931年。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时，比利时并没有派兵参战，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时驻天津领事梅禄德向天津领事团宣布，他奉比利时驻华公使之命，占领海河东岸俄国占领区以下长1公里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清政府授意天津道台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代理领事嘎德斯签定《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与大直沽村之间，直到小孙庄，面积740亩，占据了大直沽村约一半的土地。同时，还规定，如果日后比租界商务兴旺，可以开辟由比租界到京山铁路的通道，作为比租界的预备租界不得卖与别国。虽然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大量兴办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但大多不愿意地前往比租界。而天津比租界当局曾先后于1915年、1916年和1921年借老西开事件、海河加宽等事由借机企图扩张区域，但均因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作罢。

租界的空间演变

签约与划定

天津租界的划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三国率先协迫清政府，划天津城南紫竹林一带为租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日两国也要求与其他国家同等待遇，在天津划地设立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之后，俄、意、奥三国则以其占领之地区划为租界，比利时未出兵参战，但乘机占据了一块土地辟为租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期，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兵临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开辟通商口岸等的续增条约。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在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为通商口岸，该条约虽未规定设立租界，但成为日后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

1860年12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恭亲王奕䜣递交照会，写道“意将津地一区，代国永租”，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栈房之用。随后，他又照会直隶总督恒福，转饬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划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许了英国公使卜鲁斯设立英租界的要求，是西方国家在天津设立的第一个租界——天津英租界。

1861年春天，法国参赞哥士耆赶往天津实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其订立《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天津法租界位于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带，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和北两面傍海河，面积为439亩。

清政府为了显示不歧视美国驻天津领事，在1862年或稍后，也有意让美国在天津建立一个专管租界，发给美国领事一份租契。然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反对租界制度，且当时来华美国商人屈指可数，因此美国在若干年后才对该地作了短暂的行政管理。

1895年，原先在中国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国也开始动作。在辽东半岛尚未交还中国之时，德国驻华公使绅珂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在天津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同时，德国外交大臣也向中国驻德国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其中声称，“中国通商口岸之有英国租界，或间有法国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国之德商，因无本国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国商务相涉诸人，日夕盼自有本国租界也”。因此，德国“应在相宜口岸商划租界”。清政府随即迅速同意了德国划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隶总督王文韶饬派的天津道任之骅和津海关道李岷琛与德国驻天津领事司艮德于同年10月30日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根据合同规定，天津德租界东临海河，北接原来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接小刘庄，面积为1034亩。

1900年6月，大批俄军进入天津地区，在紫竹林租界内与义和团及清军激战。6月17日起，俄军、义和团与清军为争夺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而的血战升级。7月下旬，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俄军就抢占包括老龙头火车站在内与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着俄国军队曾在天津车站附近抵抗义和团及中国军队的攻击，保卫了外国的租界，并因而作出了牺牲。因此，俄国政府对海河对岸老龙头火车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两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绝对的主权。此事，赶到北京来与列强议和的李鸿章正在继续推行联络俄国的方针。在格尔思正式提出开辟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后，李鸿章就奏请朝廷允许俄国的要求：“臣查各国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独无，论理本觉偏枯。今既来就范围，以礼乞请，自应允许，使彼心向我益坚”。

1906年10月19日，总署大臣敬信等便与林董订立《公立文凭》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在中国添设的通商口岸中，“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第3款，日本允许中国酌量向机器制造的货物抽税，以换取中国允许日本在天津等处设立专管租界。

兼并与扩张

由于租界所在的地区日渐发展繁荣，对外租售租界土地或开发房产可获得财富，多个国家的租界寻求扩张租界面积。英租界因开辟早、发展繁荣，因此其扩张最为积极和成功。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扩充界”面积达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1900年，天津法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开扩张的行动引发天津市民的强烈抗议，发生了老西开事件。此后，法国希望由英国调停，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接受，中法双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老西开地区则长期维持中法共管局面。1931年，日本人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动后，法租界基本上控制了老西开地区，但是并未正式并入法租界，而是属于法租界的界外侵占区 。1903年，天津日租界在正式开发时，进行了扩展，共有2,150亩。

天津比利时租界曾多次谋求扩张。1915年，天津比租界当局酬贿其占据一半土地的大直沽乡的乡长长，企图把大直沽村未被侵占的另一半土地也划入比租界，但遭到当地农民的制止。1916年，比利时领事乘老西开事件之机，借口维持该国租界的治安秩序，派巡捕在大直沽村全村各街口设岗，企图借机占领该村，遭到当地居民联合驱逐。比利时领事慑于群众声势，被迫撤岗。1921年，比国领事又以海河加宽为由，要求比租界的地域向外延伸33米，并擅自派工部局翻译靳云波到居民区撒白灰划线，作为占地拆房的标志，遭到居民暴力反制并驱离。故比租界三次企图扩张的举措均以失败告终。

收回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奥宣战，得以收回天津德奥两国租界。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收回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3月16日，天津警察厅长和天津交涉员等也率领300名军警进入天津德租界，接受了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由于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采取中立立场，在中德绝交时德国委托荷兰驻华公使代为保护德国的在华利益，荷兰便向北洋政府提出由荷兰代管天津德租界的要求，遭到北洋政府的拒绝。3月28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管理津汉德国租界暂行章程》，规定接收后的天津德租界改为特别区，设立临时管理局以管理区内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德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一特别行政区。

1919年9月10日，中国代表签署协约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的《圣日耳曼条约》，其中115条和116条对于中国收回天津奥租界事宜作了与收回天津德租界相同的规定，奥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二特别行政区。

在1920至1930年代初，中国政府先后接收了天津俄租界和天津比租界。这两个租界位于海河以东，不甚发达，比租界还面临财政危机。1927年初，比利时表示愿意将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在1929年两国签订了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1931年正式举行交接天津比租界的典礼，改为天津第四特别行政区。

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天津还保留有英、法、日、意四国租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英、法租界成为中立的“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权。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5月18日，汪精卫政权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委员夏奇峰等与法国代表团全权代表柏斯颂等订立《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其中规定将于6月5日移交汪精卫政府。

1943年8月，意大利王國于8月8日向同盟国正式投降，与日本的关系由盟国变为敌国。因此，驻扎天津的日军立即封锁了天津意租界，并于9月10日协助汪精卫政权天津政府强行接收管理意租界。

1945年，國民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全部收回。

租界的治理

租界在管理上，一方面当地的部分行政、司法等主权主要由外国领事及选举的董事会、工部局或居留民团行使，妨害了清政府的主权。另一方面，各租界的建立令中国局部地区摆脱了在当时腐败不堪的皇权专制独裁与封建官僚制度，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市政建构和有效管理，为现代化社会奠定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