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中，中世纪（英語：Middle Ages）或中世纪时期（英語：medieval period，也拼作mediæval或mediaeval）大约从公元5世纪末延续到15世纪末（存在对于其始末时间的不同观点）。中世纪处于西方历史传统三分法（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中间。中世纪时期本身又分为前期、盛期和后期，早期中世纪有时也被称为黑暗时代。
人口减少、逆城市化、中央权威崩溃、入侵以及部落的大规模迁徙始于古典时代晚期，并延续至中世纪前期。民族大遷徙时期的活动，特别是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西欧新王国的崛起。7世纪，中东和北非被阿拉伯征服，受哈里发统治。拜占庭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幸存，并通过《民法大全》推进世俗法。在西方，大多数王国吸收罗马现存的制度，而基督教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扩大。法蘭克人的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在西欧建立加洛林帝国，但最终在内部冲突以及来自北方的維京人、东方的马扎尔人和南方的穆斯林的外部入侵下衰落。
在1000年后开始的中世纪盛期，随着技术和农业创新导致的贸易蓬勃发展、中世紀溫暖時期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作物产量增加，欧洲的人口大大增加。庄园（将农民组织为向贵族支付租金和劳役的村庄）和封建制度（骑士和地位较低的贵族向他们的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对土地和领地的租用权）是中世纪盛期社会组织的两种方式。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这一时期正式分裂，史称東西教會大分裂。西欧基督徒于1095年开始十字軍東征，试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促进了拉丁基督教在波羅的地區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各国国王成为中央集权民族國家的统治者，犯罪和暴力减少，但也使得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理想变得更加遥远。在西方，学术生活以经院哲学为标志，这是一种强调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哲学，同时大學建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乔托的绘画、但丁和乔叟的诗歌、马可·波罗的旅行以及沙特尔主教座堂等哥特式建筑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中世纪后期充满困难和灾祸，包括饥荒、瘟疫和战争，欧洲人口显著减少；1347年至1350年间，黑死病夺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的生命。天主教会内部的争议、異端和大分裂以及王国间的冲突、内乱和農民起事相互交织。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导致欧洲社会转型，结束了中世纪后期，拉开早期现代时期的序幕。
词源、时期划分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分析体系中的三个主要时期（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一。李奧納度·布倫尼在他1442年的《佛罗伦萨人的历史》（拉丁語：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中第一次提出这种三分法，而这种方法在17世纪由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拉里乌斯推广后成为标准。在英语中，中世纪时期的形容词“medieval”源自于新拉丁语术语“medium aevum”（“中间的年代”），这一术语最早见于1604年的记录中。
中世纪的作家将历史划分为六个年代（由希波的奥古斯丁最先提出）或四个帝国（来自圣经但以理書），并认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世界末日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始于基督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时刻，与之前的精神黑暗形成对比。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彼特拉克颠倒这一隐喻，称黑暗时代是从非意大利出身的皇帝掌权罗马帝国开始的。
中世纪在学术研究中通常涵盖公元500年到1500年左右的时期，但确切起始和结束时间都不确定。一个常见的起始点是由布鲁尼首次使用的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的年份。另一种观点则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为起点。同样，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结束时间。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航行抵达美洲、1517年的宗教改革乃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常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正如历史学家米丽·鲁宾强调的那样，欧洲当时“并没有同步到同一节奏”：欧洲的基督教化在罗马时期和14世纪之间波浪式地进行。
罗曼语族国家的历史学家通常将中世纪分为两个部分：早期的“高”时期和之后的“低”时期。英语国家的历史学家一般遵循德国标准，将中世纪细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盛期”和“后期”。在19世纪，整个中世纪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但随着这些细分的采用，这个词在20世纪初期变为仅指中世纪前期。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是一个歐洲中心主義概念，他们在全球史研究中避免使用此术语，不过“印度中世纪”、“穆斯林中世纪”等类似主题的研究并不少见。
史料来源
中世纪书面文献系统化的出版始于路多维科·穆拉托里的《意大利事件记述》，随后出现类似的系列，如德国的《日耳曼历史纪事》和英国的卷轴系列。这些大型收藏主要包含编年史、年代记和其他叙事资料，重点关注有权势者的功绩。根据现代观点，大多数编年史是在修道院撰写的，但教堂支部、皇家法庭和城市也是重要的历史写作中心。现代历史学家对待中世纪叙事作品时多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它们经常扭曲事实，充满不实信息。国家或教会行政文件，如皇家特許狀和金玺诏书，是必不可少的中世纪史料来源，但伪造或经回溯重构的法律文件屡见不鲜。大多数特许状登记簿保存在修道院中。其他类型的书面史料包括塗鴉、印章和信件，比如基辅罗斯的桦树皮信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对史料稀缺的地区和时期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年代测定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放射性碳定年法主要涵盖60年的时间跨度，而树轮分析仅在考古现场有木质遗物时才适用。由于在9世纪前几乎没有农民生活的详细书面资料，历史学家可以获取的信息也主要来自考古学。中世纪的图像和雕塑可以提供关于日常生活的有用信息，但需要持批判态度，因为反諷、讽刺或时代错置是中世纪艺术家常用的表现手法。
罗马帝国晚期
羅馬帝國的领土范围在公元2世纪达到最大；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罗马对其边远领土控制的逐渐衰落。恶性通货膨胀、边境外部压力以及瘟疫爆发相结合，导致三世紀危機的出现，大多数皇帝登基后很快就被新的篡位者取代。军费不断增加，主要是为了应对与萨珊王朝的战争。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骑兵和小型部队取代军团成为主要的战术单位。政府为提升收入增加税收，元老院和地主阶级的人数减少。中央行政机构需要更多官僚来应对军队的需求。
皇帝戴克里先（284年—305年在位）于286年将帝国分为东、西两个独立行政区。这个系统最终包括两位正帝和两位副帝（因此称为四帝共治制），使帝国政府稳定了大约20年。戴克里先的进一步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延缓了帝国的衰落，但并没有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内战后君士坦丁大帝恢复了内部和平，并于330年将拜占庭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4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罗马社会以与早期古典时期不同的新形式稳定下来，富与穷之间的鸿沟扩大，小型城镇的活力下降。另一个变化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君士坦丁的皈依加速了这一过程，但基督教直到4世纪末才成为帝国的主导宗教。关于基督教神學的争议加剧，坚持大公會議所谴责神学观点的人遭到迫害。这些异端观点通过帝国外的传教活动或东部行省的本地族群支持而得以存续，比如德意志民族中的阿里烏教派或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尽管法律限制犹太人的权利，犹太教仍然被容忍。
3世纪的早期基督徒通过重新诠释罗马异教艺术中的流行图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符号体系，并在殉道者墓窟绘制了描绘圣经场景的壁画。晚期罗马艺术家抽象风格的庄严性有效地传递了基督教信息。基督端坐的形象在4世纪初成为早期基督教艺术的主要元素。在君士坦丁治下，原本用于行政和商业活动的巴西利卡被改为用于基督崇拜。第一批泥金裝飾手抄本与5世纪默读的推广同期出现。
4世纪中期，敌对皇帝之间的内战变得普遍，士兵因此从帝国的边境部队转移，使得入侵者有机可乘。尽管这段时期的迁徙通常被描述为“入侵”，但它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而是整个民族向帝国移民。376年，成千上万的哥特人逃离匈人，得到皇帝瓦伦斯（364年—378年在位）的许可在巴尔干半岛的罗马领土定居。安置并不顺利，罗马官员对情况处理不当，哥特人逐渐开始抢劫和掠夺。瓦伦斯试图平定混乱，但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与哥特人作战时被杀。哥特人中的西哥特人在401年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奄蔡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在406年越过高卢进入了今天的西班牙。一年后，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最终都来到了高卢，而现今被统称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日耳曼部落定居在不列颠，而汪达尔人则征服了阿非利加行省。匈人国王阿提拉（434年—453年在位）在442年和447年入侵巴尔干，451年入侵高卢，452年入侵意大利，但他去世后他领导的匈人帝國逐渐瓦解。
处理这些迁徙时，东罗马精英阶层将武装力量的部署与向部落首领赠送官职相结合，而西部的贵族则未能支持军队，但也拒绝为防止部落入侵朝贡。这些入侵导致帝国西部地区分裂为由入侵部落统治的较小政治单位。5世纪的皇帝通常受到军事强人的控制，例如斯提里科、埃提乌斯、阿斯帕、李希梅尔或贡多巴德，他们都具有非罗马血统。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475年—476年在位）的废黜传统上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垮台后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皇帝虽然宣称拥有西部领土，但几乎无法对这些领土施加控制。
中世纪前期
罗马帝国后的王国
在后罗马时代，罗马文化与入侵部落习俗的融合有着充分的记录。日耳曼人的“庭”发展成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其允许部落的男性自由成员比先前拥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罗马人和入侵者留下的物质文物通常相似，部落物品经常模仿罗马物品。新王国的许多学术和书面文化都是基于罗马的知识传统。许多新政治实体不再通过税收支持其军队，而是依靠授予土地或租金。这意味着对大量税收收入的需求减少了，征税制度因此式微。
在英国，当地的凱爾特布立吞人的文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大，但本土和外来语言的融合是可见的。到600年左右，新的政治中心出现，一些地方领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形成了小王国，比如威塞克斯和麦西亚。位于今天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小王国仍受本土不列颠人和皮克特人的控制。爱尔兰被划分为更小的政治单位，也许有多达150个部落王国。
東哥德人在5世纪末期随着狄奧多里克大帝（493年—526年在位）从巴尔干半岛迁往意大利。他建立了一个以本地人和征服者之间合作为特征的王国，这一特征持续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去世后，已罗马化的人和传统派东哥特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接踵而至，为拜占庭人重新征服意大利提供了机会。勃艮第人在高卢定居，重新组织了他们的王国。在高卢其他地方，法兰克人和凯尔特布立吞人建立了稳定的政权。法兰克王国位于高卢北部，其第一位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457年—481年在位）有充足相关史料留存。在他的儿子，墨洛溫王朝的建立者，克洛维一世（509年—511年在位）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版图扩大并皈依基督教。与其他日耳曼民族不同，法兰克人接受了天主教，这促进了他们与本土的高卢-罗马贵族的合作。逃离不列颠尼亚（今天的大不列顛島）的不列颠人定居在布列塔尼半岛。
其他君主国由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苏维汇人在伊比利亚西北部、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伦巴第人在568年定居在北意大利，并建立了由以城镇为基础的公国组成的新王国。来自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在6世纪末征服了下、中多瑙河沿岸的大多数斯拉夫、突厥和日耳曼部落，他们能够迫使东方帝国定期支付贡金。670年左右，另一个草原民族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三角洲定居。681年，他们击败拜占庭帝国军队并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征服了当地的斯拉夫部落。
各民族的定居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文学语言，拉丁语逐渐被一系列起源于拉丁语但与其有所不同的地方语言所取代，统称为罗曼语族。希腊语仍然是拜占庭帝国的语言，但斯拉夫人的迁徙扩大了斯拉夫语在中欧和东欧的使用范围。
幸存的拜占庭
东罗马帝国存留，并经历了一场延续到7世纪初的经济复苏。政治生活以国家与基督教教会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为特征，东部政治中神学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欧。由于拜占庭人认为閹人极具智慧和忠诚，他们经常聘用阉人作为国家或教会官员，以及女性和儿童的监护人或导师。法律方面的发展包括罗马法的编纂；其中最全面的法律集——《民法大全》——是在查士丁尼一世（527年—565年在位）统治期间进行的。
查士丁尼在532年差点失去王位，尼卡暴动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半。镇压了暴动后，他加强了帝国政府的独裁元素，并动员军队对抗阿利乌异教的西方王国。将军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征服了北非，并攻击了东哥特人，但这场战役被东方萨珊突如其来的入侵打断。541年至543年间，查士丁尼大瘟疫使帝国的人口大量减少。查士丁尼停止资助公共道路的维护，并通过建立庞大的边境堡垒系统来弥补军事人员的不足。他在之后的十年持续推行扩张主义，征服东哥特王国，并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西班牙南部的大片领土。
查士丁尼的收复行动和过度的建筑计划因将国家推向破产边缘而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查士丁尼的继任者面临的许多困难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包括瘟疫和阿瓦尔人及其斯拉夫盟友的大规模扩张。在东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新战争期间边境防御崩溃，波斯人占领了位于埃及、叙利亚和安納托利亞的大片帝国领土。626年，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袭击君士坦丁堡。两年后，皇帝希拉克略（610年—641年在位）发动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反攻，绕过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波斯军队，直接进攻萨珊王朝的核心地带；帝国收复了东部失去的全部领土。
西方社会
在西欧，一些较老的罗马精英家族逐渐消失，而其他家族更多地参与教会（而非世俗）事务。与拉丁学术和教育相关的价值观大多消失了。虽然识字能力仍然重要，但仅仅是实用技能，而不再是精英地位的象征。到了6世纪末，教会中宗教教育的主要手段已从书籍转变为音乐和艺术。大部分的智力工作都致力于模仿古典学术，但也有原创作品，以及现已失传的口头作品。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卡西奥多罗斯和波爱修斯的著作为当时的典型。贵族文化更关注盛大的宴会，而非文学追求。精英之间的家庭联系很重要，忠诚、勇气和荣誉等美德也同样重要。这些联系导致了在贵族社会中私仇的普遍存在。大多数私仇似乎在支付某种补偿后很快结束。
女性在贵族社会中主要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法兰克地区，统治者的母亲这一角色尤为突出。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儿童统治者较少，这意味着女性作为王后母亲的角色较小，但这被女隐修院院长的角色增加所弥补。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力特别脆弱，早期中世纪的作者倾向于将强大的女性描绘成负面形象。女性通常比男性寿命更短，主要是由于殺嬰和孕产妇死亡。结婚女性和成年男性数量之间的差距导致法律机关发布保护女性利益的详细规定，包括她们获得“早礼”（德語：Morgengabe）的权利。中世纪前期的法律承认男性有权与妻子以外的女性（如妾）长期保持性关系，但社会期望女性对单一男性保持忠诚。圣职员谴责婚外性关系，單配偶制后来在9世纪成为世俗法的规范。
土地持有模式并不统一；一些地区土地分散，而在其他地区，大片连续的土地是常态。这些差异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农民社会，部分由贵族地主主导，部分则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土地定居也有很大的差异。存在多达700名居民的大型农民聚居地，而部分农民则居住在偏远的农场上。由于立法明确区分了自由与非自由身份，自由农民和贵族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自由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几代参军而晋升贵族阶层。对奴隶的需求通过战争和抢劫得到满足。最初，法兰克人的扩张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冲突供应了战俘，进入奴隶市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奴隶猎人主要以异教斯拉夫部落为目标——因此英语中的奴隶一词（slave）来自于slavicus，中世纪拉丁语中斯拉夫人的名字。基督教伦理在7至8世纪对奴隶地位带来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有权得到体面的待遇。
罗马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在中世纪前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仍然有人居住，但它们在规模上显著缩小。在北欧，城市也在萎缩，市政纪念物和其他公共建筑被破坏并用作建筑材料。犹太社区在西班牙、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幸存下来。西哥特国王极力使西班牙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但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后，犹太社区迅速重建。虽然穆斯林统治者雇用了犹太侍臣，但基督教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政府职务。
伊斯兰崛起
晚期6世纪至7世纪间，沿东罗马和波斯边境地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国家支持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异教草原民族中传教，波斯人则试图强制基督教亚美尼亚人信仰祆教。犹太教徒也积极传教，至少有一个阿拉伯政治领袖——今天也门的前身希木叶尔王国的统治者杜努瓦斯——皈依了犹太教。穆罕默德生前，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的出现带来了更加激进的变化。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势力征服了近东大部分地区，634年至636年间占领叙利亚，637至642年间占领波斯，640至642年间抵达埃及。东罗马帝国于674至678年间和717至718年间在君士坦丁堡阻止了穆斯林的扩张。在西部，穆斯林军队在8世纪早期征服北非，于711年消灭西哥特王国，并从713年开始入侵法国南部。
穆斯林征服者绕过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多山的地区。这里出现的小王国阿斯图里亚斯成为了当地的抵抗中心。732年圖爾戰役中穆斯林军队的失败导致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回了法国南部，但伊斯兰在欧洲停止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倭马亚王朝的垮台和阿拔斯王朝的接替。阿拔斯王朝更关注中东而不是欧洲，失去了对部分穆斯林地区的控制。倭马亚的后裔接管了安达卢斯（即穆斯林西班牙），阿格拉布王朝控制了北非，突伦王朝统治埃及。安达卢斯农村的伊斯兰化进展缓慢。基督徒经常被雇用在国家行政中，但有时宗教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他们大规模向北迁移。除了拜占庭帝国，穆斯林西班牙是欧洲唯一的宦官在行政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地方，他们担任宗教圣地的守护者或后宫的仆人等职务。
贸易和经济
迁徙和征服扰乱了古罗马领地内的贸易网络，远距离贸易的商品被本地产品取代。考古记录中出现的非本地商品通常是奢侈品或金属制品。在7至8世纪，北欧的新商业网络正在发展。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皮毛、海象牙和琥珀被运送到西欧。贸易路线和收费站的控制权引发了许多冲突。在后罗马王国，卑金屬货币几乎停止流通，但罗马青铜币仍流通了数百年。尽管有金币铸造，但它们主要用于特殊支出，如购买土地或奢侈品。7世纪末金币转向银币，这与拜占庭停止补贴支付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也有关。精英阶层开始强调基督教式的慈善，这也增加了对低价值货币的需求。
蓬勃发展的伊斯兰经济对新鲜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持续需求在750年左右为欧洲打开了新市场。欧洲成为了安达卢斯、北非和黎凡特地区的家奴和军用奴隶的主要供应商。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此外，欧洲向地中海地区运送木材、毛皮和武器，而从黎凡特地区进口香料、药品、熏香和丝绸。连接远方地区的大河便利了跨洲贸易的扩展。同时代的报告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参与了巴黎的集市，海盗在多瑙河上袭击商人，东法兰克的商人甚至到达了安达卢斯的萨拉戈萨如此远的地方。
宗教生活
基督教式的团结理念持续存在，但到了6世纪，东西方教会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逐渐显现出差异。新王国的形成加强了西方传统基督教中政教分离的观念，而这个概念对于东方的圣职员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将罗马国家视为神圣意志的工具。在7世纪末，圣职员的婚姻成为长期争议的焦点。穆斯林征服后，拜占庭皇帝在西部的干预能力减弱。当利奥三世（717年—741年在位）禁止在宗教场所展示描绘人物形象的绘画时，教宗公开拒绝了他通过帝国法令宣布新教义的要求。尽管拜占庭教会后来在843年谴责了始于这次禁止的圣像破坏运动，但进一步的问题，比如教会对于新皈依信徒的管辖权的激烈竞争，以及西方单方面修改《尼西亞信經》，导致了差异多于相似之处。在西方，原本是自愿捐献的什一奉獻在10世纪成为教会对农产品的常规税收。
西方主教中很少有人寻求教宗的领导。教宗在西欧唯一有影响的地方是英国，额我略于597年派遣传教团前往不列颠，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5至7世纪间，爱尔兰传教士在西欧最为活跃。人们不定期去教堂，而是与巡回的牧师会面，朝圣流行的圣地，这对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圣职员使用悔罪规则书来确定罪人的合适赎罪行为——通常是祈祷和禁食。教会对通奸者、婚外性行为（英語：fornication）者以及从事非繁殖性行为的人（如同性恋者）规定了严厉的赎罪方式。相比之下，巴尔干的波格米勒派谴责性繁殖，因为他们认为撒但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
基督教修道运动在中世纪前期兴起。修道理念从埃及传播开来，特别是通过聖徒傳記，尤其是《圣安东尼传》。大多数欧洲修道院重视社区共同体验属灵生活，这被称为共生修道主义。意大利修士努西亚的本笃制定了聖本篤會規，广泛应用于西方修道院。在东方，修道院规则由斯图狄乌斯隐修院的圣狄奥多尔编纂，在960年代于阿索斯山上的大拉伏拉修道院被采用后开始受到欢迎，使得这座山成为东正教修道主义最重要的中心。
修士和修道院对宗教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强大家族的土地信托机构和政治权力的重要中心。他们是一个地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育和识字前哨。许多拉丁语经典的幸存手稿是在修道院内抄写的。修道士们也创作了新作品，包括历史、神学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作者包括北英格兰的比德。萨克森公国博学多才的赫羅斯葳塔创作了中世纪第一部非禮拜儀式戏剧。拜占庭传教士康斯坦丁将古教會斯拉夫語发展成为新的礼仪语言，奠定了斯拉夫繁荣的宗教文学的基础；900年左右，斯拉夫语改用西里尔字母，以康斯坦丁的教名“基里尔”命名。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平信徒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在10世纪达到了高潮。贵族将他们供养的教堂和修道院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買賣聖職是普遍做法。这引起了普遍恐慌，因为许多人认为不按规定任命的牧师无法授予有效的聖禮，比如洗禮。修士社群首先通过严格遵守规定来应对这种恐惧。909年在勃艮第公國建立的克呂尼修道院引发了更为激进的变革，因为克卢尼脱离了平信徒的控制，并受到教宗的保护。克吕尼改革通过建立新的修道院和改革旧修道院的修道生活而传播开来。克卢尼的例子表明，改革主义的“教会自由”理念反而可以通过顺从于教宗来实现。
加洛林欧洲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习惯把他们的法兰克领土分给儿子，这种广泛的土地授予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在法兰克东北部的王国奥斯特拉西亚，阿努爾夫家族最受皇家偏爱。作为世袭宫相，他们从7世纪中期开始就是王位背后的权力，其中丕平二世在法兰克中央的紐斯特里亞内也赢得了权力。他的儿子查理·马特在长期存在的穆斯林威胁下，利用教会财产来筹集新的军队，通过将财产分配给新兵来加强自己的势力。
查理·马特的后代统称为加洛林王朝，他们在751年继承墨洛温成为法兰克的新王朝：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希爾德里克三世（743年—751年在位）被废黜，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751年—768年在位）在法兰克领袖和教宗的同意下加冕成为国王。丕平攻击了伦巴第人，并迫使他们保证尊重教宗的财产。他随后将意大利中部领土捐赠给教宗，标志着教宗国的开始。
丕平将王国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768年—814年在位）和卡洛曼（768年—771年在位）。卡洛曼去世后，查理曼再次统一了法兰克，开始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扩张计划，用战利品和土地奖励盟友。他征服了萨克森人、伦巴第人，并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了新的边境省。791年至803年间，法兰克军队击溃了阿瓦尔人，这促进了小型斯拉夫公国的发展，这些公国由富有野心的军阀统治，并受到法兰克的支配。查理于800年圣诞节加冕为皇帝，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回归，但拜占庭并未承认他是新的“罗马皇帝”。
帝国由随同皇帝行动的巡回法庭管理，同时约300名伯爵（英語：count）管理帝国各郡（英語：county）。中央行政部门通过国王使者监督伯爵，这些使者充当巡查员和问题解决者。皇家小圣堂的牧师负责记录重要的皇家捐赠和决定。
查理曼在亚琛的宫廷是文化复兴的中心，有时被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识字率增加，艺术、建筑、法学发展，宗教礼仪和经文学的研究也有所提升。查理曼的秘书室（英語：chancery）使用了一种新的书写系统，今天被称为卡洛林小草书体，其促进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交流。查理曼支持教堂礼仪的改变，在他统治领域强制实施罗马式的教堂礼拜，并在教堂的宗教音乐中使用额我略圣歌。学者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包括复制、校正和传播宗教和世俗主题的基本作品，以鼓励学习。同时还产生了关于宗教的新作品和教科书。
加洛林帝国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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