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卫团，也译为铁卫队（羅馬尼亞語：Garda de fier），是在1927年至1941年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组织。该党由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创建，最初名为军团运动（Mișcarea Legionară）和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Legiunea Arhanghelul Mihail），此举源于他与自己的导师兼主要支持者亚历山德鲁·康斯坦丁·库扎之间的决裂。该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准军事团体，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兼具反犹太主义、反共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共济会，并在纳粹党卫军的支持下进行组织、资助和指挥。1930年3月，科德雷亚努组建了铁卫团，作为军团的政治性准军事分支；1935年，军团将其官方名称改为“祖国至上党”（Totul pentru Țară）。该运动成员身着绿色制服，因此被称为“军团分子”或“绿衫军”。
铁卫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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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a de fier（羅馬尼亞語） | |
铁卫团标志 | |
| 领袖 | 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1927—1938） 霍里亚·西马（1938—1941） |
| 创始人 | 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扬·莫察、拉杜·米罗诺维奇、伊利耶·格尔内亚策、科尔内留·杰奥尔杰斯库、图多西耶·波佩斯库 |
| 成立 | 1927年6月24日 |
| 解散 | 1941年1月23日 |
| 分裂自 | 全国基督徒防御联盟 |
| 总部 | 罗马尼亚王国布加勒斯特“绿色之家” |
| 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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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 | 272,000（1937年年末估计） |
| 意識形態 | |
| 政治立場 | 极右翼 |
| 宗教信仰 | 罗马尼亚正教会 |
| 官方色彩 | 绿色、 黑色和 白色 |
| 党旗 | |
| 羅馬尼亞政治 政党 · 选举 | |
除被称为“队长”（Căpitanul）的科德雷亚努之外，军团运动的创建者还包括扬·莫察、拉杜·米罗诺维奇、科尔内留·杰奥尔杰斯库和伊利耶·格尔内亚策。不过，“队长”的统治是绝对的、不可剥夺的、无可置疑的，对他的批评甚至可能招致死刑（见下文对米哈伊·斯特莱斯库被刺杀一事的叙述）。
1938年11月科德雷亚努遇害后，军团的领导权由霍里亚·西马接掌。1940年夏季，军团分子制造的一系列骚乱最终导致国王卡罗尔二世退位。1940年9月4日，军团与扬·安东内斯库将军结盟，十天后宣布成立“民族军团国”，在该政权的政府中，军团分子构成了主要的政治力量。
霍里亚·西马进一步扩大了政治、经济、种族层面的暗杀行动，也夹杂着出于个人恩怨或宗教原因的迫害，例如以“宗教宣传”为由拘禁所谓的“异端分子”，并关闭被称作“加尔文派”的新教教会。这场运动最终在1941年1月达到高潮，即“军团叛乱”——一次针对安东内斯库及罗马尼亚军队的未遂政变。其结果是军团被逐出政府，霍里亚·西马及其他军团高层逃往纳粹德国。实际上已告瓦解的军团随后分裂为两个彼此对立的派别：一是霍里亚·西马领导的“西马派”，二是由科尔内留之父扬·泽莱亚·科德雷亚努领导的“科德雷亚努派”。
名称
“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Legiunea Arhangelul Mihail）由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于1927年6月24日创建，并一直由他领导，直到其1938年遭到刺杀。尽管该组织的名称多次变更，且曾一度被取缔，其成员仍普遍被称为“军团分子”（legionarii），而该组织本身则通常被称为“军团”或“军团运动”。
1930年3月，科德雷亚努组建了“铁卫团”（Garda de Fier），作为军团的准军事政治分支；这一名称后来逐渐被用来指代整个军团本身。自1935年6月起，该组织在选举活动中使用“祖国至上党”（Totul pentru Țară）这一名称，字面意思是“为祖国的一切”。
历史
建立与兴起
1920年2月9日，雅西出版了报纸《民族良知卫队》（Garda Conștiinței Naționale），科德雷亚努与康斯坦丁·潘库在该报上发表了《民族社会主义-基督教信条》。其中“基督教”这一表述，体现了科德雷亚努主义的思想取向，即在从德国引入的民族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之上加以宗教性的补充。
1920年9月4日至6日，“大罗马尼亚”首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克卢日举行。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率领一批民族主义学生，成功迫使大会通过决议，将犹太人排除在学生组织之外。
1922年12月10日，科德雷亚努在布加勒斯特医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由同情者参加的学生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大学中对犹太学生的入学人数实行限制，同时还抨击了所谓“共济会民主的政治行动”。大会以一次示威-大屠杀式的暴力行动收场，地点在犹太人聚居的沃克雷什蒂区，最终暴徒被宪兵驱散。
1923年10月8日，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在布加勒斯特九月十三日大街41号、尼古拉·德拉戈什的家中召集了一批同伙，决定“惩罚那些迫害学生、为犹太人利益而背叛国家利益的主要罪魁祸首，通过枪杀叛国政客和犹太金融寡头来实现”。参与这起被称为“绣线菊山阴谋”的人员包括：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扬·莫察、伊利耶·格尔内亚察、图多西耶·波佩斯库（亦见作图多塞·波佩斯库）、科尔内留·杰奥尔杰斯库、拉杜·米罗诺维奇、列昂尼达·班达克、奥雷尔·韦尔尼切斯库、特拉扬·布雷阿祖、尼古拉·德拉戈什、C·达努列斯库医生以及扬·泽莱亚·科德雷亚努。他们随后被逮捕并关押在沃克雷什蒂监狱，但1924年进行的审判最终宣判这些阴谋者无罪。
在狱中，科德雷亚努奠定了“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的基础——这一组织将在四年后正式成立——同时还创建了“十字兄弟会”，这是一个面向18岁以下民族主义青年的组织。
1926年，军团派学生尼古拉·托图在切尔诺夫策刺杀了一名犹太裔中学生大卫·法利克。托图的审判在摩尔多瓦地区肯普隆格进行，其间军团派学生在城中组织了反犹骚乱，迫使当地相当一部分犹太社区成员离开该市。尽管托图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还以此自夸，陪审团仍以10票对2票宣告其无罪。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他裹着罗马尼亚三色旗、被人抬在肩上离开法庭。托图被宣判无罪后，内政部长奥克塔维安·戈加（此前多次公开为其辩护并阻挠调查）宣称托图是“一位民族英雄”。
1929年，在一次“巢穴”首领会议上，科德雷亚努任命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称为“军团元老院”。
1930年6月，出于选举方面的考虑，科德雷亚努创建了“铁卫团”，称其为“一支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卫队”，设想将其作为一种“伞形政党”，以吸纳其他政党，组成联合阵线参加选举。然而，最终唯一加入这一阵线的政党只有“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
在1933年议会选举前夕，科德雷亚努以军团运动的政治表达形式创立了“祖国至上党”，由格奥尔基·坎塔库齐诺-格勒尼切鲁尔担任主席。“…军团分子为全国选举准备了一个极具暴力色彩的法西斯、反犹及反西方的纲领，以至于受国王委托组织选举的自由党人I·G·杜卡认为有必要禁止铁卫团参与选举。”1933年12月10日，首相扬·格奥尔基·杜卡宣布铁卫团为非法组织。铁卫团成员于12月29日在锡纳亚火车站刺杀了杜卡首相进行报复。这起暗杀由三名军团分子实施，事后被称为“尼卡多里”（Nicadori）：尼古拉·康斯坦丁内斯库（Nicolae Constantinescu）、扬·卡拉尼卡（Ion Caranica）和多鲁·贝利马切（Doru Belimace）。
在针对刺杀杜卡的审判中，除了三名行凶者之外，科德雷亚努、将军格奥尔基·坎塔库齐诺-格勒尼切鲁尔、尼奇福尔·克莱尼克及其他人也出庭受审，罪名是参与刑事阴谋。然而，基于一些有争议的减轻情节，他们最终再次被判无罪。
1934年12月17日，法西斯大会在瑞士蒙特勒召开，军团运动的代表扬·I·莫察在会上就犹太人问题提出了一项动议，大会一致决定“打击犹太人的破坏性活动”。
权力斗争
1937年，祖国至上党参与罗马尼亚大选，获得了15.5%的选票，名列国家自由党及国家农民党之后，排名第三。但是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对非常反对铁卫团的政治手段，将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直到1940年9月5日，在霍里亚·西马的提议下，支持并加入军团运动的扬·安东内斯库将军被推上权力核心，这一局面才发生改变。
1938年3月，在政府的劝告下，尼古拉·约尔加指控军团运动领袖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对一名部长构成侮辱罪。尽管约尔加随后撤回了起诉，科德雷亚努仍于1938年4月被逮捕并被判处6个月监禁。1938年5月案件重新审理，他又被判处10年强迫劳动。同年11月，在被押送至日拉瓦监狱途中，科德雷亚努与另外13名军团成员——“尼卡多里”和“十人团”——一同被宪兵勒死。次日，媒体报道称这13名军团分子和科德雷亚努是在企图越狱时被击毙的。科德雷亚努的遇害反而使其声名大噪，他被塑造成殉道者，其事业也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1940年，扬·安东内斯库组织对最初判决进行复查，结果认定科德雷亚努无罪；同时，一项“司法调查”确认所谓的越狱并不存在，军团成员实际上是奉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命被处决的。
除与国王的冲突之外，科德雷亚努遇害后，军团内部也爆发了权力斗争。到1939年，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几乎清除了军团最初的领导层，使得第二梯队成员被推到前台。根据1940年末布加勒斯特匈牙利政治秘书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军团内部主要存在三大派系：其一是围绕西马形成的集团，西马来自巴纳特地区，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地方领袖，这一派最为务实，在取向上也最不强调东正教色彩；其二是由科德雷亚努之父扬·泽莱亚·科德雷亚努及其兄弟组成的集团（他们对西马抱有强烈敌意）；其三是莫察-马林集团，主张强化运动的宗教性。
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混乱之后，代表军团中相对不那么激进一翼的西马战胜了所有竞争者，最终掌握了领导权，并于1940年9月6日由在其倡议下成立的机构——军团论坛——正式承认其领袖地位。9月28日，老科德雷亚努曾冲击位于布加勒斯特的军团总部“绿屋”，试图自立为领袖，但这一行动以失败告终。西马与党卫军民族团体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关系密切；施密特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意志裔人。通过施密特，西马又与其岳父、掌管柏林党卫军总局的重量级人物戈特洛布·贝格尔建立了密切联系。英国历史学家丽贝卡·海恩斯指出，来自党卫军的资金和组织支持，是西马得以上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1939年3月，阿曼德·克利内斯库组建了新政府，但同年9月21日，一支由律师米蒂·杜米特雷斯库率领的军团突击队在布加勒斯特将其刺杀。按军团方面的说法，这是对科德雷亚努之死的“惩罚”。1939年9月21日至22日，在首相阿曼德·克利内斯库遇害之后，国王卡罗尔二世下令，宪兵在全国各地的营地及其他地点未经审判地杀害了252人，其中105人为军团运动成员。部分军团分子的遗体以每三四人为一组，被陈列在街头长达三天。
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包含一项秘密附加议定书，规定罗马尼亚将向苏联割让领土。1940年6月，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两份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无条件撤离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赫尔察地区。罗马尼亚政府在苏联和德国的双重压力下作出了让步。
1940年7月4日，扬·吉古尔图政府成立，其中包括数名军团派部长。莫斯科方面的得手促使匈牙利提出修改特兰西瓦尼亚边界的要求，而保加利亚则要求收回南多布罗加地区。轴心国要求有关各方通过直接谈判或仲裁来解决争端。罗马尼亚的领土让步，既源于扬·吉古尔图政府及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混乱状态与无能——无法采取坚决的政治行动、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措施——也与国王卡罗尔二世的怯懦有关。他回避与希特勒的直接接触，尽管当时亟需亲自出面陈述立场，这进一步加深了纳粹德国元首的判断：卡罗尔二世不会采取果断举措，而是会逐步接受所有提出的要求。1940年7月15日，希特勒向国王卡罗尔二世发出一封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件，警告称，若不按照其要求启动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谈判、以修订边界，罗马尼亚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
扬·吉古尔图在广播讲话中表示，罗马尼亚必须作出领土上的牺牲，以此证明其亲德取向，并实现罗马尼亚对柏林-罗马轴心的全面加入（参见维也纳仲裁）。
1940年9月4日，在舆论压力之下（当天在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受到军团派煽动者的操纵），国王卡罗尔二世召请已辞去军职、并被软禁在比斯特里察修道院的扬·安东内斯库将军出山执政，条件是其组建一个民族联合政府。霍里亚·西马随即与安东内斯库结成同盟，着手建立一个由军团派主导的政府以及所谓的“民族军团国”。各传统历史政党拒绝正式参与一个与军团派共同执政的政府（安东内斯库在1946年的审判中声称，民族联合政府之所以未能成立，是由于政治领袖们的“怯懦”）。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软禁期间，安东内斯库曾通过其朋友、特使兼私人律师米哈伊·安东内斯库——此人曾在一桩颇为难堪的重婚案中为其辩护——与霍里亚·西马进行接触和谈判。由于安东内斯库并未得到任何政党的支持，若无军团运动的背书便难以立足，他最终被迫接受霍里亚·西马提出的条件，包括正式加入军团运动、身着绿色衬衫并佩戴斜带（军团制服）公开露面，以及宣誓并行军团礼。
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安东内斯库即提出并成功促成废除宪法、解散议会；随后又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迫使国王卡罗尔二世退位，将王位让给其年仅18岁的儿子、王储米哈伊。
1940年9月14日，根据由国王米哈伊一世签署的王室敕令，罗马尼亚被宣布为“民族军团国”。扬·安东内斯库将军出任国家的“领袖”（Conducător）及军团政权的首脑，而军团运动的指挥官霍里亚·西马则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1940年11月26日至27日夜间，在日拉瓦，人们掘出了“队长”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以及“尼卡多里”和“十人团”的遗骸。1940年11月30日，科德雷亚努及另外13名于1938年奉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命被杀害的军团成员——即尼卡多里和十人团——的葬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迫害犹太人
军团掌权后，实施了严厉的反犹法律，并对犹太少数族群的财产进行有组织的掠夺，同时伴随着任意逮捕、酷刑和杀害。军团分子还以政治原因、“道德”理由（真实或被指控的同性恋者），以及个人仇怨为由，杀害了其他非犹太裔的罗马尼亚公民。在被害者中，约三分之二是罗马尼亚人，三分之一是犹太人；但若结合犹太人在罗马尼亚总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军团分子杀害的犹太人数量约为每杀害一名非犹太人就有二十名犹太人。
| “ |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应该首先负责？究竟是谁对国家陷入的悲惨境地负有更大的责任——罗马尼亚人，还是犹太人？我们一致认为，首要且最主要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卑鄙的罗马尼亚人，他们为了犹太人的银钱而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犹太人是我们的敌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仇恨我们、毒害我们、消灭我们。那些站在同一阵线上的罗马尼亚领导人，比敌人更甚：他们是叛徒。最先、也是最严厉的惩罚，首先应当落在叛徒身上，其次才是敌人。如果我只有一颗子弹，而面前站着一个敌人和一个叛徒，我会把这颗子弹射向叛徒。 | ” |
| ——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 | ||
随着德瓦——军团领袖扬·莫察的城市——被宣布为“圣城”，当地所有犹太居民都被驱逐出境。
1941年，铁卫团成员策划并实施了蒙特尼亚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屠杀，造成一百多名犹太人遇害，其中一些人被吊挂在屠宰场的铁钩上，尸体遭到亵渎和肢解。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富兰克林·莫特·甘瑟在视察那座张贴着“犹太洁食肉”标牌、用于屠宰犹太人的肉类加工厂后，向华盛顿汇报称：“在用于悬挂牲畜胴体的铁钩上发现了六十具犹太人尸体。他们全都被剥去了皮……现场大量的血迹表明，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剥皮的。”甘瑟还写道，令他尤其震惊的是，被挂在肉钩上的受害者中竟有一名年仅五岁的犹太小女孩。
屠宰场中的这场血腥屠杀被否定主义作者称为一场“栽赃陷害”，指称其为安东内斯库执政时期秘密情报局局长欧根·克里斯泰斯库一手策划的伪造事件（参见军团成员伊万·亚诺利德的证词——他曾是军团运动青年组织“十字兄弟会”的成员）。
1941年6月22日，自1月起被安东内斯库政权关押在雅西的铁卫团成员被释放出狱，并由警方加以组织和武装，作为筹备雅西大屠杀的一部分。在屠杀犹太人这一点上，尽管1941年1月的政变失败，安东内斯库政权与铁卫团仍然能够找到共同立场；安东内斯库在反犹主义上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铁卫团。1941年6月27日雅西大屠杀爆发时，手持撬棍和刀具的铁卫团成员在煽动并带领暴徒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最血腥的几次大屠杀之一中，街头大量犹太人惨遭杀害。
争权
西马上台后，很快便与安东内斯库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历史学家斯坦利·乔治·佩恩指出，安东内斯库打算建立一种类似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体制，使军团运动从属于国家权力。他要求西马将军团的最高领导权交给自己，但遭到了西马的拒绝。
西马要求政府贯彻所谓的“军团精神”，并由军团成员掌控所有重要职位，其他政治团体一律解散。在经济政策上，西马主张与德国进行紧密协调。安东内斯库拒绝了西马的这些要求，同时对铁卫团的处决小队深感不安。他决定暂时隐忍，等待彻底消灭军团运动的时机。1941年1月14日，在亲自获得希特勒的首肯、并得到罗马尼亚军队及其他政治领袖支持后，安东内斯库开始采取行动。
作为回应，霍里亚·西马及其军团分子发动了一场针对安东内斯库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政变，引发了内战。安东内斯库在三天内镇压了军团叛乱，军团随即被排除出政府。希特勒支持安东内斯库，期望他能够拉拢并率领罗马尼亚参加反苏战争，同时保留军团作为一种制衡力量、一道潜在威胁，以确保这位“领袖”的忠诚。霍里亚·西马及其他军团高层逃往德国（他们被安置在布痕瓦尔德、达豪和罗斯托克等集中营中，但活动自由相对较大）。事后，铁卫团运动被取缔，其约9000名成员被监禁。
在政变爆发前夕，德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派系在罗马尼亚问题上分别支持不同阵营：党卫军支持铁卫团，而德国军方和外交部则支持安东内斯库将军。驻扎在布加勒斯特德国使馆的党卫军官员奥托·冯·博尔施温男爵，在为铁卫团秘密走私武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裂
叛乱的失败——在以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之父为首的一部分军团成员看来，是由于霍里亚·西马的灾难性领导以及扬·安东内斯库发动的反军团运动所致——最终导致军团运动分裂为两个彼此敌对的派别：一是继续效忠霍里亚·西马的“西马派”，二是由扬·泽莱亚·科德雷亚努领导的“科德雷亚努派”。两派之间的分歧、相互指控和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参与者在身心上都被彻底消耗殆尽。
二戰之後
1944年，蘇聯攻入羅馬尼亞，羅馬尼亞投降並加入盟軍向德國宣戰。在1944至1947年間，羅馬尼亞建立臨時聯合政府，直至1947年12月親蘇的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记者爱德华·贝尔声称，1947年年初，流亡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营中的鐵衛隊領導人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秘密签署了一项协议：除被指控杀害共产党人的人员外，所有身处难民营的军团分子均可以返國；作为交换，这些军团分子将充当打手，恐吓和打击反共反对派，配合共产党最终夺取罗马尼亚政权的计划。贝尔还称，在罗马尼亚共產黨與軍團之間達“不侵犯條約”共識後數個月，成千上萬的鐵衛兵返回羅馬尼亞，并在内政部的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對罗马尼亚共產黨統治起了稳定作用。
来自梵蒂冈档案的证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仁·蒂斯朗枢机主教的领导下，东方教会部在希腊礼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协助下，曾向若干未被安置在官方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铁卫团成员提供人道援助。1945—1946年间，其中一些人被安置在罗马帕莱斯特罗街29号、圣文生·德·保禄修会总院附近。1947—1948年，梵蒂冈的救济官员（包括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又协助该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从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地区迁移离开。据称，其中的伊利耶·格尔内亚策及其数名同伴改宗天主教，希望借此获得梵蒂冈救济体系中的职位，并争取其政治抱负方面的支持。
包括霍里亚·西马、康斯坦丁·帕帕纳切以及格尔内亚策在内的多名军团重要人物及其同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流亡海外，并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在西马的领导下，并在北约资金的支持下，1949年有军团成员被秘密空投回罗马尼亚，试图推翻共产主义政府。相关的反共抵抗组织还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而军团运动的某些派别也得到了梵蒂冈官员的进一步支持。到20世纪50年代，流亡的军团成员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加拿大、美国以及南美洲建立起一个由政治、文化和“宗教”组织构成的网络。通过这些组织，他们持续出版军团派、反共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同时与其他极端民族主义或法西斯运动建立联系，并试图吸收新成员。在支持者的资助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在西班牙马哈达翁达为扬·莫察和瓦西里·马林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特征
军团运动具有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性质。
一些立场鲜明的支持者，或态度较为温和者，曾试图将军团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切割开来。内亚古·久瓦拉写道：“不要像军团运动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以为它是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军团运动是一场本土运动，源自反共的学生团体，其中有一个由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领导。”然而事实上，军团派的反共主义被证明只是一种缺乏事实基础的口号，其目的在于为反犹主义提供动机，尤其是考虑到共产党人与军团分子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网络。
在沃克雷什蒂监狱中，科德雷亚努因“绒线菊山阴谋”（1923年10月8日）与一批支持者一同被关押。在此期间，他奠定了“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的基础——这一组织将在4年后正式对外成立——同时还创建了“十字兄弟会”，这是一个面向18岁以下、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在校青少年组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第1号命令，第一个军团“巢穴”宣告成立：“凡是怀有无限信念者，加入这些行列；心存疑虑者，留在外面。我任命拉杜·米罗诺维奇为圣像画卫队的首领。”“巢穴”后来成为军团运动的基本组织单元，由3至13名军团成员组成（仅限男性），由一名首领指挥。此外，还存在由女性组成的“巢穴”，称为“堡垒”（cetățui）。
与当时其他欧洲法西斯运动类似，军团运动具有极端的反犹主义立场，并宣扬一种所谓“拉比势力对基督教世界发动侵略”的论调，认为这种侵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共济会、弗洛伊德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以及西班牙内战。这些观念的借口在于一种神话式的说法——“治愈社会与民族”，而这一目标被认为需要通过强硬、甚至有时带有滥用性质的手段来实现。
军团运动的成员身着类似军装的绿色制服，绿色被视为“更新与再生”的象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绿衫军”。他们相互致意时使用法西斯式敬礼，即墨索里尼复兴、后来又被纳粹采用的所谓“罗马式敬礼”。该运动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三重十字”，形似监狱铁栅，象征殉教精神，被科德雷亚努称为“总天使弥哈伊尔之十字”。
与其他欧洲法西斯或准法西斯运动相比，军团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尽管它们在诉诸恐怖主义、暴力和政治暗杀方面并无二致。科德雷亚努将“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的根本特征塑造成对民族主义东正教的推崇，在东正教信仰与“罗马尼亚民族性”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联系。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被用作军团“巢穴”中灌输思想的理论底层（课程标题包括：《法西斯主义与军团运动之间的亲缘性》《希特勒主义与军团运动的共同点》等——见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巢穴首领手册》）。在科德雷亚努看来，“总天使弥哈伊尔军团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更像是一所学校和一支军队”。此外，其制服（带斜饰带、腰佩手枪的绿色衬衫）明显仿效了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军”和德国冲锋队的“褐衫军”；同时，那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狭隘爱国主义和排外的言辞——例如在科德雷亚努主义视角中，把自由民主视为一种危险，认为它会导致军团分子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敌人”即“犹太人”攫取国家权力：“民主破坏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使其在犹太权力的统一集团面前四分五裂”——以及诸如清洗国家中肮脏的政治风气、铲除犹太人和共济会有害而世界主义的影响……“让我们建设一个如天上圣日般光辉的国家……”（科德雷亚努，《致军团成员》）——吸引了大量学生、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如纳耶·约内斯库、米尔恰·伊利亚德、埃米尔·齐奥朗，以及罗马尼亚上层社会中的一些显赫家族的成员，如吉卡、坎塔库齐诺、斯图尔扎、马努等。
军团运动的支持者大多是学生和农民。在泽莱亚·科德雷亚努这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带领下，军团运动因其行之有效的宣传而声名鹊起，尤其善于运用“表演性”的手段。通过游行、宗教仪式、所谓的神迹、爱国赞歌、志愿劳动以及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益性活动，军团运动不断传播自身的理念，其中包括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主义、反议会主义，并将自己塑造成其他政党的替代选择，而后者则被其轻蔑地描绘为腐败、依附于裙带关系的政治团体。甚至连科德雷亚努的婚礼，也被精心设计成这场宣传“演出”的一部分。
组织结构
在军团运动的组织架构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巢穴”，通常由13名成员组成，既可在农村地区成立，也可在城市中设立。为便于开展和管理活动，巢穴内部设有若干职务：一名首领，一名负责与其他巢穴联络的通讯员，一名负责收取会费和捐助的司库，以及一名信使。某一县内的所有巢穴均隶属于该县的军团组织，而县级组织又受辖于军团大区（Regionala Legionară），后者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统辖若干县。各大区直接服从于“队长”科德雷亚努。
此外，一个县内的组织单位还进一步划分为“军团员团”（Corpul Legionarilor），成员年龄在21至28岁之间，是军团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作为青年组织，设立了“十字兄弟会”，吸纳14至20岁的学生成员，仅在城市中运作。至于女性成员，则成立了“少女巢穴”，若由高等学校女学生组成，则称为“堡垒”。大学生被编入“县级学生军团团体”，名称以所在县命名。
后来，在1936年10月26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团组织——“军团工人团”（Corpul Muncitoresc Legionar，简称CML）。该组织由林业工程师格奥尔基·克利梅领导，他同时也是佳音指挥官（Comandant al Bunei Vestiri，最高级的指挥官）。
死亡崇拜
军团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对死亡的崇拜。对牺牲的颂扬，以及为“拯救罗马尼亚民族”而自愿拥抱死亡，是军团运动所特有的“死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在军团派看来，这种死亡崇拜在冲突情境中被视为一种更可取的选择：
| “ |
| ” |
| ——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 | ||
| “ | 军团成员热爱死亡，因为他的鲜血将成为铸就军团罗马尼亚之水泥的材料。 | ” |
| ——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军团九诫》，载于比萨拉比亚《铁卫团》报 | ||
| “ | 死亡，唯有军团式的死亡……／我们甘爱死亡，为了队长！ | ” |
| ——拉杜·吉尔，《军团青年颂歌》 | ||
1933年5月，科德雷亚努下令组建了“处决小组”。该小组由15人组成，多为知识分子，奉命准备执行所接到的指令，但随后即被逮捕。审判在阿拉德进行，最终再次以无罪释放告终。
暴力
| “ | ……在一次审判中，他被一名警长指控，而这名警长确实曾极其粗暴地对待学生……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掏出左轮手枪，将这名警长当场击毙……自1863年起直到这起暗杀事件之前，我国从未发生过任何政治谋杀——这与巴尔干地区的‘惯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正是人们对军团分子提出的最主要指控：他们把一种并不属于我们传统的东西，引入了罗马尼亚的政治风气之中。 | ” |
| ——内亚古·久瓦拉 | ||
学生科默尔赞以虐待为由起诉雅西警察局长曼丘，并请科德雷亚努担任自己的辩护人。1924年10月25日，在一次庭审过程中、就在法庭上，科德雷亚努开枪将这名警官击毙。他随后被逮捕、受审，并以正当防卫为由获判无罪。
在被关押于沃克雷什蒂监狱期间，1924年3月28日，扬·莫察开枪射杀了学生奥雷尔·韦尔尼切斯库，此人被认为是“绣线菊山阴谋”的告密叛徒。1924年9月26日举行了一场仅持续数小时的审判，最终判决莫察无罪。
1930年7月，一名马其顿裔学生Gh·贝扎向内政部国务次官康斯坦丁·安杰莱斯库开枪，但未能将其杀死；后者此前推动通过了一项被认为对马其顿人不利的法律。由于在这名学生身上发现了铁卫团的传单，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被逮捕并关押在沃克雷什蒂监狱。随后进行的审判中，科德雷亚努再次被判无罪。
1930年12月30日，“十字兄弟会”成员、学生杜米特雷斯库-扎帕达企图暗杀《真理报》的社长。
这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很快演变成一个地下的恐怖主义组织。根据最高法院的认定：“军团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准军事性的恐怖组织，具有民族主义-法西斯取向，带有神秘主义宗教色彩，激烈反共，并且在诸多方面也具有反犹主义特征。”
1934年9月24日，科德雷亚努召集了“军团荣誉委员会”，审理军团记者、反科德雷亚努派的米哈伊·斯特莱斯库，理由是他在所供职的报纸上发表了批评科德雷亚努的文章，并被指控策划过针对“队长”的刺杀行动。委员会——实质上由科德雷亚努本人裁决——宣布斯特莱斯库“犯有对军团和队长的高度叛逆罪”，决定将其逐出运动，同时声明：“我给予斯特莱斯库这样一个权利：在一个尽可能遥远的未来、由我自行判断的时间里，他只能通过牺牲，在我为此目的召集的同一荣誉委员会面前，赎回他失去的荣誉和所犯下的罪过。”然而，斯特莱斯库并未停止对“队长”的批评，反而指责他怯懦、放荡且演说能力低下。1936年，一支由十名军团成员组成的小组——均为神学院学生——闯入斯特莱斯库住院的医院，在病床上将其枪杀，随后又用斧头肢解其尸体，一边绕尸起舞，一边吟唱安魂的圣咏。这个由“队长”派出、用以惩罚异议者的凶手小组，被称为“十人团”。
凶手随后向警方自首（科德雷亚努要求执行命令者在行动后主动投案，这或许是为了确保侦查机关无法再追查到下达并组织暗杀的人），并在1938年与科德雷亚努一同被杀害。
1940年11月26日至27日夜间，一支“军团警察”分队发动了日拉瓦大屠杀：64名将军、政治人物以及罗马尼亚议会政治和政坛的要人，在被羁押于日拉瓦监狱、处于预防性拘留状态时遭到杀害。第二天，特拉扬·博埃鲁率领一支军团分子小队，从家中带走了经济学家维尔吉尔·马杰亚鲁（参见“维尔吉尔·马杰亚鲁遇刺案”）和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并将二人杀害。
随后爆发了军团叛乱以及布加勒斯特大屠杀。
教会的态度
许多神职人员曾积极参与铁卫团。扬·莫察和瓦西里·马林的葬礼由两百多名牧师主持。
在共产党上台之后，一些军团派神职人员选择与当局合作，另一些则被关押入狱。
不过，教会会议的整体态度相对谨慎。都主教米龙·克里斯泰亚持有反犹、亲法西斯的观点，但对该运动的支持总体上较为含糊。也存在一些例外人物，例如尼古拉·伯兰神父——他后来曾出面向元帅扬·安东内斯库干预，试图阻止将“旧王国”的犹太人迁移到波兰的集中营——便是一位公开的支持者。
神职人员和神学院学生也曾加入“处决小组”，既参与了政治暗杀（例如刺杀米哈伊·斯特莱斯库的凶手中，有4人是神学院学生），也参与了各类大屠杀行动。
瓦莱里安·特里法是神学院学生领袖之一，也是布加勒斯特大屠杀的发起者之一。大屠杀之后，共有422名神职人员被逮捕，其中262人被判处监禁。
战后数年间，一些天主教机构——如东方教会部以及希腊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曾为逃往意大利的部分铁卫团成员提供庇护和后勤支持，一些梵蒂冈官员还协助他们移民。有人（包括伊利耶·格尔内亚策）改宗天主教，期望能从天主教等级体系中获得支持或职务，但这些期待最终并未实现。
多林·多布林库指控泰奥克蒂斯特·阿勒帕舒曾是军团分子，并参与了大屠杀，但这一说法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多位历史学家表示，他们曾见过多布林库所引用的那份文件，但该文件后来失踪了。
巴尔托洛梅乌·阿纳尼亚曾是军团运动的成员。
遗产
“铁卫团”这一名称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也被一个规模较小的民族主义团体所使用。
罗马尼亚目前仍存在一些极右翼组织，例如“祖国至上”，该组织一直存在到2015年被取缔；以及“新右翼”。后者自视为铁卫团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包括以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为中心的人格崇拜。不过，该组织使用的是凯尔特十字标志，而这一符号并不属于军团主义的传统象征。
军团建筑
通过夏季劳动营，军团分子开展志愿劳动，在农村地区修建和修缮道路、桥梁、教堂和学校。铁卫团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是“绿色之家”，它采用罗马尼亚民族建筑风格，建于20世纪30年代布加勒斯特郊外，既是军团的总部，也是科德雷亚努的住所。这些营地旨在培养体魄、纪律性和共同体意识，并消除某些社会阶层隔阂。霍里亚·西马曾表示，这些营地通过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共同生活和劳动，“摧毁了阶级偏见”。营员除紧急情况外不得离营，空闲时间需阅读指定书籍。完成营期后，参与者可获得一份结业证书。
其他国家
已解散的美国新纳粹组织“民族阵线”的“传统工人党”在其意识形态上受到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的影响。该组织领导人马修·海姆巴赫（从天主教改宗为东正教）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致命的团结右翼集会之后，被拍到身穿一件宣传科德雷亚努及铁卫团“总天使弥哈伊尔之十字”符号的T恤。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凶手布伦顿·塔兰特，以及2022年布法罗枪击案凶手佩顿·金德伦所使用的枪支上，也都绘有“总天使弥哈伊尔之十字”这一标志。
在2018年一次接受另类右翼摩门教博主艾拉·斯图尔特采访时，加拿大白人民族主义者费思·戈尔迪曾推荐科德雷亚努的著作《为我的军团成员》——该书明确呼吁消灭犹太人——并称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切中要害，尤其是考虑到当前该运动所讨论的许多内容”；不过她后来表示，自己已不再认同这本书。
在田纳西州新马基特的高地研究与教育中心遭到蓄意纵火焚烧时，现场也发现了铁卫团的标志。
参见
注释
- 亦称图多塞·波佩斯库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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