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

順治帝出生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為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其時皇太極與愛妃海蘭珠之子（皇八子）剛夭折兩天。福临母親布木布泰是海蘭珠的妹妹，同是皇太极的福晋。她在1636年至1651年的封號為「永福宮莊妃」，她在兒子親政後尊為皇太后，後世習稱她為孝莊文皇后。

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太極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大臣行獵於葉赫地方。同月十二日，到達噶哈嶺。聖汗皇太極之五歲幼子方喀拉章京射殺一狍。學者楊珍在《順治朝滿文檔案札記》認為方喀拉即為福臨的原名或乳名，章京即為方喀拉在此次隨皇太極行獵時，臨時得到的職位。

1643年9月21日，50歲的皇太极去世，他生前未指定儲君，清朝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严重分裂危机。皇太极34歲的長子、和硕肃亲王豪格，其生母为福晋，是有继承权的嫡子。同时，他廣有戰功，但與戰功彪炳的叔叔多爾袞不合。除長子豪格外，皇太极尚有叶布舒、硕塞、高塞、常舒、韬塞、福临（5歲）、博穆博果尔七名兒子。其中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四人中，有三人年长于福临，但皆生母地位低微，无法越过福临、博穆博果尔继承皇位。而硕塞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则早被皇太极赐给大臣，博穆博果尔则年幼于福临。

此時，数名亲王與貝勒争夺皇位——努尔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长子和硕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和硕豫亲王多铎（两人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极之长子豪格——开始逐鹿皇位。皇太极的弟弟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及多尔衮（31岁）掌有正白及镶白旗，代善（60岁）掌有两红旗，而豪格（34岁）则获得其父两黄旗的支持。

议政王大臣会议着手议立新帝，此會議直到军机处在出现以前一直是清廷的主要决策机构。许多亲王、贝勒主张多尔衮这个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成为新皇帝，但多尔衮拒绝为帝，而是坚持让皇太极的一个儿子承袭父位。

会议接受具有权势的多尔衮的主张，继续让皇太极的后裔继承大统。最终商议决定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承袭父位为新皇帝，但亦决定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他掌有镶蓝旗）和多尔衮作这个五岁孩子的摄政。

1643年10月8日，福临正式登上皇位；定年号为“顺治”。

济尔哈朗是一位骁勇善战、受人尊敬的将领，但对多尔衮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务毫无兴趣。1644年2月17日，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向他们宣布：“嗣后，凡各衙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此后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动摇摄政统治的阴谋暴露。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褫夺亲王爵位。多尔衮在此后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拥护者（大多来自黄旗），从而掌控了两白旗以外的旗。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644年初期，正当多尔衮与其谋士苦思钻研如何攻明朝之时，民變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民變领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墙，促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后的万岁山（今北京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多尔衮的汉人谋士洪承畴和范文程闻讯，敦促滿洲亲王抓住此机遇，给明朝报仇雪恨，进而为清朝夺取天命。驻扎在长城东端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是多尔衮進入北京的最后一道障碍，此时他正被满洲人与李自成军间的武力夹得左右为难。吴三桂请求多尔衮帮助他驱逐土匪，恢复大明。当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替清朝效力之时，吴三桂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清兵因此得到了吴三桂的精兵的辅助，后同李自成军进行一片石之战，在多尔衮最终选择用骑兵介入此战斗前，吴三桂的精兵就已和李自成军交战了数小时。5月27日，清朝取得此战的决定性胜利。战败的李自成军在北京洗劫数日，直至6月4日携带着所能带走的财物离京。

1644年6月6日（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10月19日，多尔衮迎接福临进京。

1644年10月30日，六岁的福临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拜天地，并亲自宣告祝文称“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标志着清王朝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此前一年，顺治帝刚在沈阳履行过大清皇帝祭天登基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基，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11月8日，福临的登基仪式正式举行。

同日，年幼的皇帝将多尔衮的功绩同周公进行比较，后者为古时一个受人尊敬的摄政。在登基仪式上，多尔衮的官衔由“摄政王”升为“叔父摄政王”。满语“叔父”（ecike）在此表示高于亲王的一级身份。三天后，多尔衮的摄政同事济尔哈朗的官衔由“摄政王”降为“辅政叔王”。多尔衮在1645年6月发布仪注规定，今后所有公文均应书写“皇叔父摄政王”称呼他，这使得多尔衮距离皇帝权威仅剩一步之遥。最终多尔衮在1648年更凌驾于小皇帝之上，称“皇父摄政王”。

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在狩猎途中意外死亡，引发了一段激烈的派系斗争，开辟了深层次政治改革之路。由于多尔衮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响，所以多尔衮的丧礼依帝礼，多尔衮死后获追尊为皇帝，谥号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尔衮的前部将吴拜统率下的数名白旗军官为防范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自立为新摄政而将其逮捕；之后，吴拜让福临任命自己及他的几位追随者为各部尚书，准备接管政府。

同时，于1647年被褫夺摄政头衔的济尔哈朗，获得了对多尔衮统治心怀不满的旗官的支持。济尔哈朗为了巩固直属皇帝的两黄旗（前两旗自清太宗开始直属皇帝）对自己的支持，争取白旗支持者，赋予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一个新名称：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统辖）。于1661年成为玄烨的辅政大臣的鳌拜和苏克萨哈，是给予济尔哈朗支持的旗官，济尔哈朗以指定他们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回报。

1651年2月1日，济尔哈朗宣布即将13岁的福临亲政。摄政正式废止。济尔哈朗此后展开攻势。3月12日，他控告多尔衮僭越皇权。多尔衮被判有罪，他获得的追尊被剥夺。济尔哈朗继续肃清多尔衮集团前成员，为上三旗中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晋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尔衮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杀，或是被有效地从政府中清除。

福临仅仅亲政两个月后，便于1651年4月7日发布谕告，宣布他将肃清官场腐败。该谕告引起文人间的派系之争，令福临沮丧无比，至死也无可奈何。福临的最初的一项行动是罢免大学士冯铨。冯铨为北方汉人，先前曾于1645年受弹劾，但摄政王多尔衮仍准其任职如故。福临以陈名夏取代冯铨。陈名夏是个有影响力的南方汉人，同南方文人集团关系良好。陈名夏尽管曾于1651年受控以权谋私，但旋于1653年官复原职，旋即成为皇上的亲密的私人顾问。陈名夏甚至获准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内阁大学士那样起草诏书。同于1653年，福临决定召回声名狼藉的冯铨。皇帝如此行事，本意是想让南北汉人官员在朝廷上势均力敌，从而平息派系冲突。然而，冯铨回归后，派系之争反而激化，令皇帝始料未及。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数次朝议中，南方人形成反对北方人与满洲人的阵营。1654年4月，陈名夏向北方汉人官员宁完我建议，清廷应恢复明代衣冠，宁完我旋即向皇帝揭发此事，并指控陈名夏干犯有包括贪污受贿、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和僭越皇权在内的各种罪行。1654年4月27日，陈名夏被绞死。

1657年11月，北京顺天省试的一场重大作弊丑闻爆出。八名江南考生贿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七名主考官以受贿的罪名被处以死刑，数百人被判处贬谪流放和没收财产。这场丑闻很快蔓延到了南京会试，揭露了官僚制的腐败和以权谋私，许多坚持正统观念的北人官员将之归因为南方文人小团体的存在和经典学问的衰落。

福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鼓励汉人入仕，恢复了许多多尔衮摄政期间废止或排斥的中原王朝制度。他和大学士（诸如陈名夏，见上文）谈论历史、经典和政治，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新人，诸如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北方年轻汉人王熙。福临于1652年颁布的《六谕》是玄烨1670年颁布的《圣谕》的前身，后者是一部“正统儒家思想的梗概”，用于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顺治帝用中原王朝的一些体制改革清朝制度，于1658年恢复了翰林院和内阁。这两个机构承袭明代模式，进一步削弱满洲贵族的权力，这使得深深困扰晚明的党争问题死灰复燃成为可能。

为了削弱内务府和满洲贵族的权力，1653年7月，福临设立十三衙门，后者虽由满洲人监督，但由汉族宦官而非满洲包衣阿哈掌控。宦官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受严格的限制，但小皇帝用他们来制衡像皇太后和皇叔济尔哈朗这样的实权派人物的影响。至1650年代后期，宦官的权力变大：他们处理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官员任命提出建议，甚至负责起草诏令。由于宦官削弱了官僚集团与皇帝间的联系，满汉官员担心困扰晚明的宦官擅权局面会重现。尽管皇帝尝试限制宦官权力，他最宠爱的宦官吴良辅还是于1658年陷入腐败丑闻，吴良辅于1650年代早期帮助他肃清多尔衮集团。但吴良辅收受贿赂仅仅受到谴责，未能平息宦官权力膨胀引发的满洲贵族的怒火。。福临死后不久，1661年3月，鳌拜和另外三位辅政大臣将十三衙门裁撤，吴良辅被处决。

1646年，博洛率清军进入福州，发现来自琉球国和安南的使节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这些朝贡使团前来拜见已倒台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而后者此时已被押送至京，最终，这些使者听从清廷命令辞归。最后残存的南明抵抗势力从与安南接壤的云南撤离后，琉球王尚质于1649年首次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暹罗和安南分别于1652年和1661年向清朝派遣朝贡使团。

同于1646年，统治吐鲁番的一名蒙兀儿王公苏丹阿不都拉哈·哈吉汗派遣一支使团，请求恢复因明亡而中断的与华贸易。使节团虽未受邀请便来到中国，但清朝准其请求，允许其在北京和兰州进行朝贡贸易。但该协议因1646年一场席卷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起义（参见前文“一统中原”末段）而中断。清朝与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哈密和吐鲁番的朝贡贸易最终于1656年恢复。不过在1655年，清廷宣布来自吐鲁番的朝贡使节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赐。

1651年，小皇帝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后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的军事帮助下，成为西藏的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尽管满洲对藏传佛教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始于努尔哈赤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请背后仍有政治原因。即西藏正在成为清朝西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具有影响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并未屈从于清朝。为了迎接这位“活佛”的到来，福临下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禅皇帝宫殿的遗址上。经过多次邀请和外交往来，西藏领袖拿定主意，接受会见大清皇帝，1653年1月14日，达赖喇嘛抵达北京。达赖喇嘛日后将此行访问的场面雕刻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后者于1645年开始建造。

順治帝于1651年亲政后，他的母亲昭圣慈寿皇太后安排儿子娶她的侄女额尔德尼布木巴，但福临废黜第一任皇后。次年，昭圣慈寿皇太后另为儿子安排了一场同蒙古科尔沁部的婚姻，这次她将自己的侄孙女阿拉坦琪琪格嫁给福临。

順治帝是位开明的皇帝，不仅在天文学和科技问题上，而且在处理国事和宗教问题时都向一位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選侯國的日耳曼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请教。1644年末，多尔衮为制定一部尽可能精确的新历法而任用汤若望，因为他的日蚀预报比那些清廷天文学家的预报更精确。多尔衮死后，汤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谊，福临用满语称他为“爷爷”。在他们关系最亲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临常常驾临他的府中，和他交谈到深夜。他被免除叩头礼，在北京获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因为福临担心汤若望没有继承人），但自1657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试图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順治帝亲政后，发愤学习，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够欣赏中国艺术如书法和戏曲。反清知识分子顾炎武和万寿祺的一位密友归庄所作《万古愁曲》是福临最喜欢的文章之一。福临“极富感情，重情钟情，至其极处”，他还能成段的引用背诵援引《西厢记》。

清朝皇帝自順治帝开始以「中國」自居，並且在對外条约和外交文件中称清朝为“中国”。西藏方面也从顺治年间开始将对中国皇帝的敬称「文殊皇帝」用于清朝历代皇帝。

天花在明、清兩代已經流行。满族人对天花病毒没有免疫，一旦感染天花，几乎只能等死，所以他们对天花的恐惧甚于其他任何疾病。1622年，他们建立一个机构，用于研究天花病例，隔离患者避免传染。在天花流行之时，皇室成员为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定期进入避痘所。福临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为他年轻，而且居住于附近有传染源的大城市。顺治年间，京师周边至少有九次天花瘟疫爆发，每次爆发，都迫使福临搬到保护区。保护区为北京南部的狩猎场南苑，此前多尔衮已于17世纪40年代在那里建立一所避痘所。尽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例如规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汉族居民搬出城市——但順治最終仍死於天花。

1661年1月31日，順治帝發病。2月4日，順治帝病重，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口述遗诏，將皇三子玄烨立爲皇太子。玄燁曾經感染天花並幸存，已對天花免疫。

1661年2月5日（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順治帝駕崩於养心殿，得年二十三岁。兩年後，康熙二年（1663年）2月，玄烨生母慈和皇太后也不幸病逝，年僅二十四歲。

由于朝廷没有明确宣布順治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坊间传言福临其实未死，而是因为对爱妃董鄂妃之死过于悲痛或是四位获任为辅政大臣的满洲贵族发动了政变，他退位隐居佛教寺院，匿名为僧。因为順治帝于17世纪50年代成了汉传佛教禅宗的狂热追随者，甚至让僧人进入皇宫，这些流言似乎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认为福临出家之谜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但一位僧人记录说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严重受损，而在皇帝的葬礼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卫为其殉葬，由此来看福临之死应该並非假象。

福临的遗体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为时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规模宏大的行进列队将福临的遗体运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个小丘），之后大量贵重物品在葬礼上被烧掉。距离葬礼仅两年后的1663年，福临的遗体被运到他最后的安息之地。与当时的满洲习俗相同，福临的遗体在火化后安葬。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东北方的昌瑞山，后来通常称为清东陵。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里的第一座陵墓。

• 吴梅村于顺治十八年所著《清凉山赞佛诗》四首被程穆衡指为影射顺治帝出家于五台山。近人邓之诚等称梅村为妄作。